战地通讯两篇
我军连战连捷
军委来信：我军之一部于十二日进占郑旗堡，将马鸿宾部骑兵三个营完全击溃，残敌狼狈退入土围固守，我军缴获颇多。
永平之敌三个团兵力，企图袭击我军，我军一部亦向驻赵家沟之敌袭击。两下遭遇，激战甚烈，至晚敌乘黑夜溃逃。是役敌死伤百余人，我军颇有收获。
我军一部于十四日袭占打拉池，缴枪二十余支，敌向靖远县溃窜。另一部于十五日击溃马鸿宾部两个营，缴获甚多。
敌骑兵第六师十七、十八两个团被我军全部消灭，缴获无线电台一架，其余枪支马匹无数，正在清查中。
（原载《红色中华》报
红军击溃敌数团
军委来讯：我军之一部在红成水、豫旺一带击溃由韦州城出扰之敌数团，残敌狼狈退回韦州城。
敌新十旅一个团在郭城驿，被我军一部攻击，敌不支，企图逃窜，被我骑兵之一部猛烈追击，敌大部四散，小部溃守靖远城。我军缴获步枪五十余支，迫击炮一门，炮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散兵亦在招抚。
我军一部于本月二日攻占会宁城，缴获人枪五十余，残敌向定西溃逃。
（原载《红色中华》报
回忆谢子长同志领导靖远兵变
张秀山
一九三○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把他在甘肃、宁夏的部队都调到河南参战。为控制住后方，他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苏雨生乘机扩军，不管什么人，他都收编。陕北特委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动员和派遣了一批党员打入苏雨生军队，搞兵运工作。苏雨生曾委任谢子长同志为第十一旅旅长（当时尚未正式下委任状，也未发关防印信），想利用子长同志的影响，在陕北招兵买马，给他组织队伍。当时，苏雨生的参谋任均一（神木县高家堡人，是我小学的老师）对苏说：“谢浩如（子长同志的原名）是陕北有名的共产党，不能用啊！”苏不以为然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只要把兵带来就行”。那时我正在苏部八旅十五团，记得高昆山同志对我讲过：老谢去平罗见苏雨生时，和他们几个同志一路有说有笑，平易近人，有马也不骑，驮着同志们的行李。他们走到离平罗南门外五里多路的地方，看见苏部九旅旅长石子俊带着几个护兵骑着马飞奔南去。老谢穿着便衣步行，石未看见。老谢进城到火神庙九旅旅部坐了一会，石才回来。石很惊奇，说我去南门外接你没接到，没想到你先到我家了。此时（三〇年四月），石子俊也给了谢子长同志九旅副旅长的名义，子长回陕北时借用九旅的印信盖了白纸，使用。陕北特委这时曾给驻在宁夏的苏雨生部第八、九两旅的党的秘密组织——军委去信，调当时在八旅十五团四连任排长的军委书记姜耀同志回陕北，协助子长同志工作。在向副团长姚铁俊（党外人士）请假时，引起姚的怀疑。有天晚上，我去书记室和高子祥、徐子猷等同志谈话，姚团副从里屋出来也加入进来闲聊，他谈起姜耀请假的事，说四连的连排长之间是否闹意见了，真要小心，别出事。因为我们知道内幕，急忙用旁的话岔开了。可是，当时打着军阀的旗号，靠招兵买马组织一支武装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后来因为子长同志从平罗见苏雨生后，回到陕北收编杨根伍、周维祺在“后湫天”的队伍未成，所以子长同志的十一旅未组织起来，姜耀也未回陕北。子长原准备组编十一旅的一批同志，象贺晋年、李仲英、史法直等也编到八旅的十五团。这是谢子长同志参与苏雨生部搞兵运的前一阶段中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这里要提一下十五团的学兵队。十五团的副团长张东皎是我党党员，一九三〇年初他被苏雨生委为代表派到榆林和陕北军阀联络。东皎利用这个时机，向陕北特委提出要求多派些同志到宁夏的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我就是这次被党组织派到苏雨生部八旅王子元为团长的十五团做秘密工作的。东皎从榆林中学回到王子元团以后，陆续把从榆林中学来的一批同学，其中有黄培中、李树林等数十人，和谢子长派来的原准备组编十一旅的一些同志，集中到平罗县的姚伏堡，后移驻李岗堡（现贺兰县），正式成立了学兵队。张东皎兼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我是学兵队的党支部书记。学兵队是我党组织起来的，党员占多数。三〇年秋，部队在靖远时，黄培忠（黄育华）任军委书记，名义上是队部文书。学兵队的队部即军委办公室。后来在学员里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高鹏飞、曹盛荣、杨林、李仲英、李向明、李培清等同志都是这时发展入党的，学兵队为以后的兵变作了准备。
大约一九三二年旧历二月上旬，我带着陕北省委的指示，由西安搭坐杜斌丞的汽车经平凉在会宁下车，沿着祖厉河又走了三天，到达靖远，第二次再入王子元部，组织策动兵变工作。
我到王部以后，先找党的负责人张东皎、石子健，向他们传达了省委“组织革命兵变”的指示，打算先做一段兵变的准备工作。三一年冬，王子元已被陕军孙蔚如任命为甘肃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大肆扩充势力。这时部队党的秘密组织是由陕西省委领导的，陕北特委对组织兵变也很关心。一到靖远，我就见到了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同志，他是陕北特委派来专门了解这支队伍情况的。我和他讨论过准备发起兵变的问题。
为了能够掌握带兵的实权，我利用第一次在王子元部时，在定西县宁远镇救过王的命这层关系，当了一营一连的排长，在连内开始积极进行党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加紧军事训练，秘密开展兵变的各项准备工作。
子长、焦唯炽两同志来靖远，我和石子健在城里找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安顿他们二人秘密住下。因为很多军官认识谢子长，谢不能公开活动，而焦唯炽没人认识，就由焦唯炽出面到教导队和各连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召集党的会议。首先，子长和焦唯炽改组了党的团委（一九三一年春王子元和石子俊在定西分裂，王部开到兰州，石部开到静宁，地下党的组织也分成两部分活动，王子元部的党组织改为团委，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由焦唯炽任书记，教导队长苏醒民和学员高尊德，执法队长石子健，五连的一个士兵和我组成新团委。这时的王子元旅的情况是：司令部是我党的势力，执法队由我党掌握，王子元住在公馆里几乎从不到司令部。公馆的对面是警卫连，由王子元的侄儿一营营长王治邦兼连长，是王子元的主要势力。第三团是收编地方杨梓材的反动队伍，实际上没多大实力。
团委在开会时，谢、焦传达了省委马上发动兵变的指示。张东皎同志在会上发言时，检讨了自己是机会主义，没有马上发动兵变的思想准备，总以为条件还不成熟，想等到将来力量大了再打红旗，没有估计到现在发动兵变的重要性。子长同志立即向东皎同志解释说，这不能说是机会主义，是省委过去没有指示。接着子长同志向大家解释了这次组织兵变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在会上还详细讨论了兵变计划。当时有过几个方案：有同志提出利用教导队开毕业典礼时扣留王子元，缴警卫连的枪。有的说，如果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就打王子元公馆（王的护兵多）和警卫连，把警三旅大部分带走。但这种行动计划都没有定下来，具体的行动时间也没有确定。参加这几次会议的有：谢子长、焦唯炽、张东皎、石子健、苏醒民、张秀山。高尊德也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
正当谢子长、焦唯炽同志，周密组织大家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候，不知什么人走漏了消息。
队伍到打拉池时，天已大亮。吃过早饭，集合起队伍，我代表党委宣布：一支新的红军队伍诞生了，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唯炽。因失联络，谢、焦暂时不在，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五连改为第一大队，曹炳奎为大队长;一连改为第二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教导队改为指挥部的直属队。然后，队伍向海原方向出发。
由打拉池出发，部队走到郎山村休息，正准备午饭，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我们打退了敌人骑兵进攻，敌人下马步战，又围了上来，我们边打边退上了屈吴山，到了最高处时，太阳已经落山。因为我在后面断后，又照顾一名党员战士申健如，落在最后头。吕振华、曹炳奎带着队伍，分成两路，一路顺沟，一路顺梁走了。我们顺沟里赶了一晚上也没追上。第二天被敌骑兵包围捉住。敌人一部分押送我们回靖远，大部分继续追吕振华的队伍。后来听说，吕振华同志带着这部分队伍去定西一带打游击（战士多是定西人），坚持了一个月，后来失败了。常焕章（负伤）等人向静宁方向走了，枪也被民团缴了。
这次兵变开始得之所以很仓促，事后了解，王子元已经知道谢子长同志秘密来靖远，引起了王的怀疑。因为子长同志和王子元很熟悉。王子元对他手下人说，谢子长是他的老朋友，这次来靖远为什么不见他的面，只见张东皎。据牛化东同志一九七九年在银川说，兵变那晚王子元把他找去，不让他离开，并说缴到石子健的笔记本，上边记有兵变计划。也可能是头天晚上收执法队的枪时，把石子健的笔记本搜去了，但石未向党委说这件事。
一九三二年十月初，我在西安去看杜鸿范，他在第二次靖远兵变水泉战斗时手上受了伤。鸿范说老谢也回来了，他领我去见了谢子长同志。当时子长住在西安大相子庙街杜斌丞公馆的楼上。这里成了我们同志避难的临时住处。整个楼上就一大间，没有隔断，空空荡荡的。老谢就睡在地板上，几件简单的被褥，还是杜鸿范的。
不久省委把子长同志安排在秘密机关住下。这时省委正准备派我去上海受训。汪锋同志领我去见子长同志，这次谈话时间较长。子长同志说：“靖远兵变那天晚上，因为石子健带错了路和你们失掉联络。我和焦唯炽、石子健出了东关，走不远看到南山方向有火光，以为是手电，就往那里追，到跟前才知道是老乡抽烟点火，又返回大路。因为原计划是先去收缴东湾子那个连的枪，所以我们就向那个方向追。到了东湾子附近发觉毫无动静，这才估计你们是朝打拉池方向走了，又转向打拉池。当时，恐怕打拉池川里有追兵来，我们走的是山路。你们在屈吴山打仗时，我们还听到枪响，但已经追不上了。寻了几天找不到你们，我们就回兰州了。”
我也把那天的情况和我被抓后又脱险的经过谈了谈。子长同志接着又谈了他们到兰州以后的事情。他说：“张东皎在靖远被释放以后，也来到了兰州。这之前，王子元派机枪连长杜鸿范带兵来兰州领枪，领子弹，领军衣及现款。虽然杜不是党员，但愿意参加红军和我们一起干。我们就带人坐上船和羊皮筏子，把领到的枪、子弹及军装都装上，由兰州顺黄河而下，到河口上岸，宣布起义，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我和张东皎、杜鸿范带队伍到了水泉。王子元派队伍到水泉打我们。这次战斗给你们出了气，打死了周维邦（三团的反动营长）,打伤了骑兵营的副营长梁占胜（王子元亲信）。可惜，战斗中东皎同志壮烈牺牲，杜鸿范同志手上负伤。”
停了停，子长同志气愤地说：“这次战斗，骑兵营营长汪兴民（党员，已蜕化）也参加打我们。战斗后，我们一个被俘后又跑回来的同志说，有一个扁嘴营长（汪兴民的嘴扁）骑在马上骂梁（梁占胜）：“这次他（梁）受伤了，活该！我说不要打，他要骚情（陕北土话即惹事），打死张东皎，回去怎么交代。”（按：汪兴民所说：“不好交代”，不是指对王子元不好交代，而是无脸见党内同志。）
这就是第二次兵变的情况。以后，孙作宾、王儒林等同志又组织了第三次兵变。经过三次兵变，王子元部队基本瓦解了。靖远发生的这三次兵变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是我党在陕甘领导的风起云涌的创建红军的英勇起义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汇成了我党威武雄壮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洪流。
子长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八月间又回到陕北游击队任总指挥。八月阎家洼子会议后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十月在河口战斗受伤，一九三五年二月不幸病逝，这是我党和陕甘红军的一大损失。子长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陕北人民爱戴的领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子长同志在红军时期的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浩然之气永存人间！
一九八三年八月
回忆靖远兵暴
孙作宾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前后，杨虎城将军派孙蔚如军长任甘肃省宣慰使，带领三十军（十七师）由西安开往甘肃，讨伐在政治上倾向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雷中田、高振邦等地方军阀。进驻兰州时，已届年关。孙蔚如即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宣慰使署”，杜斌丞先生担任参议、秘书长，由孙出面主持甘肃省的军政。
我随三十军（十七师）到兰州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一月底，省委派李玉清（山东人，李大个，此时在三十八军军部担任电台台长）同志与我联系，并介绍了常黎夫、马豫章同志的关系，接着我又认识了马济川、邬逸民、吴景璈等党员同志和党的同情分子杜香亭等。
这时，孙蔚如以宣慰使署的名义，任命靖任秋（党员）为组长以及姚绍芳和我三人组成点验小组，到靖远县去点验王子元部（王系陕西省靖边县人，原为冯玉祥旧部第七师之残部）。经点验确定该部为旅的建制，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辖一、二、三团，每团下属三个营。旅长王子元，副旅长张东皎（党员，陕西省横山县人）。紧接着，孙蔚如又任命姚绍芳为该旅参谋长，任命我为中校参谋主任，李罕言（党员，湖南省长沙人）为副官长，王儒林（党员，甘肃省靖远县人）为军法主任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苏士杰（又名苏醒名，党员，陕西渭南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参加过渭华暴动）为教导队长。
与此同时，陕西省委派王兆卿（陕西神木县人，据说是省委军委领导成员）同志来到靖远县找我，在介绍王子元旅中张东皎、李罕言、石子健等同志党的组织关系时说：“这里党的力量是雄厚的。省委要你们以王部为目标，在该旅筹划发动兵变。”王在布置任务的同时，曾多次地给我们讲：现在国际上是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世界的尖锐对立；国内是两个政权—蒋介石政权和我们党建立的苏区（中华苏维埃）政权对峙的局面，斗争是很激烈的；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在旧军队中的兵运工作要以秘密策划、组织发动兵暴为主要方式，以建立工农红军或工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迎接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为主要目标。当时根据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党组织曾作过几次研究，并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在全旅组织发动兵暴。如王子元不同意举行全旅兵暴，就把他捆起来，由我们带领全旅，北上占领宁夏。
在王子元旅的内部有我党三个秘密支部，一个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支部，李罕言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组织上指派我担任支部领导成员，主要负责兵变的策划组织和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军官支部的党员有张东皎、牛化东（团长，陕西省靖边县人）、王儒林、苏士杰、吕善东（又名吕振华，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陕北人）等同志。一个是士兵（包括尉官）支部，石子健（排长，陕西省佳县人）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党员现在还能记得的有连长杨林（又名杨培育）、杜鸿范（陕西省米脂县人、机枪连连长，
三月×日，李罕言同志突然急促的告诉我：张东皎争取王子元发动兵变未成，再加上又派吕振华带领一营部队背着王子元开往定西，王子元即刻翻脸，立即扣押了张东皎，扣押、软禁了王儒林同志。我们得知此事后，经多方面说情、营救，王子元始答应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释放了张东皎。王儒林被软禁在一家商号里，我以旅参谋主任的身份到商号里和王谈了话，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以叫“王儒林到旅部去一趟”为名，将王儒林送出靖远县城。
王子元解除了张东皎、王儒林同志的武装，不仅使原来确定好的兵变计划落空，而且党组织随时都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于是，我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拟把王子元的部队拉出去一部分，单独组建工农红军游击队。同时，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我仍以警备第三旅中校参谋主任的合法职务为掩护，继续留在旅部，侦察动向，收集掌握情报，与组织联系，以配合建立我党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武装。
据王儒林同志在靖远县多次给我讲：他和张东皎同志被王子元解除武装后，先后到了兰州，联络了杜润滋、谢子长、邬逸民、吴景璈等许多同志，共同策划了在靖远县如何插起革命红旗，并很快地行动起来，组织建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问题。他还说：此时，正值王子元旅机枪连连长杜鸿范同志到兰州接领军装、枪支弹药、军费等。计有军装两千多套，步枪一百多支，步枪子弹两千多发。这批装备、经费一到手，张东皎、谢子长、杜鸿范、王儒林等同志，雇佣皮筏子由黄河水运抵川口上岸，再用驮骡转运到皋兰北山后的同时，召集所属部下近百人，由杜润滋、王儒林同志出面讲话，宣布了起事，脱离王子元要革命，当工农红军，并绕山路渡黄河开到靖远县境内的水泉堡，插起了有镰刀斧头徽号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编制是：谢子长同志任政委，杜润滋同志任参谋长，邬逸民同志任秘书长；共编为三个支队，杜鸿范同志任第一支队司令，张东皎同志任第二支队司令，王儒林同志任第三支队司令；在支队之下设有大队，姜耀同志任大队长。共计一百二、三十人，近百条长枪和若干支短枪。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水泉堡插起红旗后，立即贴出标语，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等宣传革命的主张、口号，使农民群众知道了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王子元获悉张东皎、谢子长、杜鸿范、王儒林等同志截去枪支、弹药和军装，在水泉堡插起红旗后，惊慌恼怒，急派亲信周维邦（营长）为总指挥，梁占胜（骑兵营营副）为副总指挥，奔袭包围水泉堡工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指战员在姜耀、谢子长同志指挥下,奋勇抵抗，击毙敌总指挥周维邦，打伤敌副总指挥梁占胜。但此时，张东皎同志为了争取瓦解残敌旧部，进一步扩大战果，站起来向旧部张丙辰喊话，不幸被敌人冷枪击中被俘，敌威胁劝降，张东皎同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严词斥责，遭敌杀害，壮烈牺牲。一支队司令杜鸿范同志也负伤。
六月间，刚刚建立不久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园子河等地整休时，杜润滋、王儒林同志转告我说：谢子长同志返回陕北，杜鸿范同志因负伤到外地治疗，邬逸民、吴景璈同志西上兰州，还有几位同志跟马仲英到新疆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骨干力量一时的减弱，同时，为了统一领导，将原一、二支队合并到第三支队，由王儒林同志担任司令，杜润滋同志担任政委兼参谋长。又说：游击队在他们几位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为了扩大影响，由会宁、靖远两县交界西上，经宋家河畔、西原、平滩堡，渡黄河绕道北山，分兵两路，再返回水泉堡。
七月初，甘肃省宣慰使署在命令王子元调防海原县的同时，又派特务营长王云山（陕西省蒲城县人）到靖远县接防。这时，我以出外侦察为名，和杜润滋同志到糜子滩了解我游击队的情况，同志们叫我再返回靖远侦察，我就返回靖远县营部，见到特务营长王云山，从交谈中得知王这次来靖远县驻防，带了迫击炮连、机枪连、步兵连和足够的弹药，计划收编我游击队。接着王又以商量的口气说：“你和姚绍芳在这里时间长了，二位是否同到水泉堡走一趟，帮个忙，把游击队收编过来为好。”当时，我看到姚绍芳有难色，就立即回答说：“可以！”于是，我就和姚绍芳同到水泉堡，把姚安置到队部并派专人热情招待后，我即独自抽身到另外的地方把王云山计划收编游击队的企图，在靖远驻防的兵力装备，统统告诉王儒林、杜润滋等同志。并说：“王云山想收编游击队是骗术，决不能上当，我们还是单独的搞，千万不要把摊子抖了！”同时我们还议论了现在敌强我弱，不能蹲到这里等着挨打，是不是先撤出水泉堡，视情况再定行止等问题。同志们听了后，有的说：“他们是运输队，我们红军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打就打，我们要是撤出水泉堡，王云山会说我们红军游击队害怕他！”也有的同志说：“游击队就是在游动中，瞅中机会打击、消灭敌人，装备自己，硬拚硬打是要吃亏的”。两种意见有所争论，但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硬拚硬打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次，杜润滋给我讲过，
接着，我送走姚绍芳后，随即甩掉警备第三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职务，再返回水泉堡和同志们一起战斗。此后，我就离开了三十八军（十七师）专搞党的兵运工作。
由于游击队的频繁活动和党的宣传，统战工作有所开展，吸引了当地新堡子杨汝林，糜子滩杨培成，芦沟堡杨兴旺、王培荣、刘安国、高步云、张宝卿以及高振邦旧部等一百人，先后同我工农红军游击队合作。至此，游击队连同原有人数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为了适应这种发展了的情况，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将游击队改编为三、四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王儒林同志担任第三支队司令，姜耀同志担任第一大队长，杨培成同志担任第二大队长，郭映珠同志担任第三大队长，我担任第四支队司令，李志和（宁夏人）同志担任副司令和第一大队长，孙绍堂同志担任第二大队长，杨汝林同志担任第三大队长。
游击队在水泉堡深入郡众，宣传“穷人要翻身，就要掌握刀把子”，“要过好日子，就得斗争”等革命道理。一时间，荒凉残破，人烟稀少，经济贫困的水泉堡，呈现着一片革命景象。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队旗，迎风招展，队员们唱着“醒！醒！醒！不要常做梦。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向着帝国主义，军阀进攻！推翻压迫，打破牢笼，愿同志们要力争，要拚命，为的是取消一切不平常！”“一人一马一杆枪，老百姓个个打东洋，先杀周佛田（即劣绅周维邦，敌营长）后杀死王子元，唉哟！唉哟！杨梓材受了磨难，……”等等自编的并富有地方气息的革命歌曲。
不日，驻防靖远县的特务营长王云山，见收编不成，就发动全营兵力，向水泉堡我工农红军游击队进攻。黄河渡口的水手詹学信向我们报了信，我们立即作了防御部署。王云山带的特务营一到，便用一个连的兵力，从墩墩桥扑过来，向我发起进攻，游击队沉着迎战，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敌人。至晚，敌人包围了水泉堡，并摸到堡墙底下，企图爬上堡墙。为了节省子弹，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滚石打击敌人；为了摧毁敌人的机枪连阵地，我们决定抽出三十位同志，由刘汝华、万夫长同志带领，一半同志带枪，一半同志持大刀，趁黑夜出击、突围。正当准备行动的时刻，天气突然变化，倾盆大雨，雷电交加，山洪爆发，闪电之中，敌人的阵地历历在目。于是，我们立即改变计划，趁大雨停息之片刻，撤出水泉堡，向北山转移，甩脱了敌人。
据说游击队撤出水泉堡的第二天清晨，王云山命令特务营疯狂地向堡子进攻，老百姓讥讽地说：“是个空堡子，你们还打啥呢！”王云山望着堡墙上的红旗，不敢进去，强迫一个老百姓爬上去看个究竟。老百姓下来说：“红军游击队走时讲，他们攻占靖远县城去了！”这一下，王云山着了慌，拚命往靖远县城方向撤退……。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三、四支队，声东击西，吓跑了王云山，从从容容地到陈沟吃了一顿饱饭，经轱辘梁到石门川，再经水泉堡，由黄沙湾渡黄河到了北山。正在北山行军至札巴子岗时，与宁夏敌骑兵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绰号野骡子）的匪部遭遇，仓促应战，战斗异常激烈，游击队伤亡颇重。大队长杨培成同志带领刘汝华、万夫长、杨维尧、陈仓等同志英勇阻击，接出一部分同志向山上转移而去。这次北山遭遇战，我游击队大队长郭映珠、参谋王金牙（又名贵仁）和许多战士壮烈牺牲。
事后得知，为了配合我们在靖远发动的兵变，由赵成壁、马济仁、石庆德等同志，在三十八军（十七师）补充二团一营移防定西时，于定西举行了武装暴动，拉出一个营的兵力，向靖远进军、转移中，亦遭到敌人强大兵力的前截尾追，激战两个多月，终因敌众我寡，配合不上，亦被打散、失败。
在严重失利的情况下，我和杜润滋同志商议，认为经过几次激烈战斗，我们伤亡颇重，又无根据地作为依托，流动作战，没法休整补充；加之，敌我力量悬殊，再不能硬拚硬打了，决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待机再起。同时，我们派郝新亚同志尽速到石门川将游击队在北山失利情况，以及我和杜润滋同志返回兰州等情况转告给王儒林同志，并以组织名义要王立即北赴宁夏，利用朋友关系潜伏起来，联络同志，并要切实注意和兰州党组织取得联系。
靖远兵暴与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
王儒林
三十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我曾亲身参加了靖远兵暴与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这些活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最终失败了，但是每当我回忆起这段革命活动的情景时，当年参与斗争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总浮现在我眼前，给我以鼓舞、以力量。而其他幸存下来的同志，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都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些同志直到今天，虽已双鬓飞雪，仍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实现四化忘我的工作，我已七十多岁了，我深感有责任将那段革命斗争的史实如实记录下来，或许有些用处，也了却我心中的一件往事。
一、建军前的准备活动
一九三○年初，谢子长、刘志丹、张东皎同志去宁夏盐池县。当时盐池县的驻军是国民党苏雨生的第八旅（旅长谷连舫）第十五团，该团团长是王子元。谢子长刘志丹与王是同学，又是“把兄弟”。利用这种关系，他和王商谈达成协议：我方要求王掩护该团中的共产党人，王要我们支持他当头头。王同意后，即将张东皎安排在十五团，并以少校、中校团副的身份在这个团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到了三○年秋天，王子元部开驻甘肃靖远。同时到靖远的还有苏雨生的九旅石英秀（旅长）部。驻靖远后，这个团成立了一个学兵队，便把派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集中在学兵队学习。进行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学兵队队长是张东皎，副队长是高岗，李树林是司务长。根据当时革命活动的需要，在该队成立了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黄育华、李树林、薛应昌为委员。当时学兵队驻在靖远城隍庙内。一九三○年底，马鸿宾驻甘，靖远由马鸿宾的一○五旅（旅长冶成章）接防。于是石、王两部开驻定西，并由雷中田将石、王两部改编为第八师的第三旅，石英秀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后因石、王二人意见不合，一九三一年春，雷即将王子元调往兰州，编为工兵营。“雷马事变”（即一九三一年八月马鸿宾在兰州被雷中田扣押，驱马军出甘进入宁夏）后，雷中田又把王子元编为第三路游击司令，毛仁义任副司令，张东皎同志任第一大队长，张国威为大队副。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吕振华同志，第二中队长牛化东同志，第三中队长沈毅民。我任游击大队长。部队复驻防靖远。
一九三一年冬，陕军孙蔚如入甘，讨伐雷中田。王子元部被改编为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王子元为旅长，张东皎为副旅长，孙蔚如派姚紹芳为参谋长，孙作宾同志为参谋主任（孙作宾同志是孙蔚如部队内我地下党的军委书记，负责兵运活动），李罕言同志为副官主任，窦子章为军需主任，我兼军法主任。
这个旅人并不多。编制成旅的主要目的是向孙蔚如要些武器装备，扩充势力。但在该旅军官士兵中却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旅下辖三个团，一个直属骑兵营，一个特务连。一团团长毛仁义，其下一营营长吕振华，二营营长沈毅民，三营缺；二团团长牛化东，其下一营营长王儒林，二营营长王志邦；三团团长杨梓材，其下一营营长周维邦，二营长万继承，三营长王海珊，王本人未到职，只派一连人归万继承营。骑兵营长王新民，特务连长杜鸿范，同时还成立了教导队，队长是苏醒民，教导队也住在城隍庙内。在这个队里有三个支部，一个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支部，李罕言任支部书记；孙作宾为支部领导成员。另一个是士兵支部，石子健任支部书记。再一个是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苏醒民任副书记。三个支部受陕西省委领导。当时除沈毅民营、万继承营驻海原县外，其余部队驻靖远。
一九三二年春节前后，谢子长到了靖远，同来的还有焦唯炽同志。张东皎同志找我，要我负责安排他们的食宿，并嘱咐：“要僻静”。我便将他们安排在李发荣家。随即由张东皎领我见了谢子长，张向我介绍时，说谢子长是张同志，焦唯炽是董同志。晚上他们开了会。参加会议的有张东皎、谢子长、焦唯炽、吕振华、苏醒民、张秀山、石子健等。会上子长同志传达了党让发动兵变的指示，会议决定在靖远发动兵变，除第三团因是地方民团组成，不拉去外，其余部队全部去陕北，以壮大陕北革命力量。会议还决定，我和张国威二人，虽是靖远本地人，但因都是党员，也同部队一起去陕北。
谢子长同志到靖远后，因没有去见王子元，事后引起王子元见疑，认为既然是老朋友原先又有言在先，为什么到靖远来只见张东皎而不见他，反而背着他搞一些活动，因此大为恼火。王子元的原参谋长杜香亭给王说：“子长这次到靖远，见东皎不见你，你要小心，防止被张东皎把你吃掉”。经杜一挑，王子元更加恼火，一怒之下，立即翻了脸，随之扣押了张东皎，紧接着又扣押了我，并缴了我全营的枪、马和军法处执法队的枪支。事件发生后，我党在这个部队中的其他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发动各方面人员给王子元说情、疏通、营救，几经曲折，王答应以张东皎离开靖远为条件，将东皎同志实际驱逐出靖远。东皎离开靖远便去了兰州。但我仍被押在杨梓材团部，以后又软禁在杨梓材的商号里。孙作宾同志去商店找我。见面后，我们商量了我出走的办法，即由我送作宾同志出商号，到了商号大门，我趁机对店员说：“孙参谋主任叫我到旅部去。”未遭阻挡，我便离开了软禁之所，孙作宾同志护送我出了城。
当我和张东皎同志被扣押的第二天，因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吕振华同志感到形势紧急，仓促率全营提前起事出走。王子元随即派第三团周维邦营到打拉池附近的郎山台子，将吕振华营击散。在吕之后，张秀山也带一连人起事出走，王子元派其侄儿王志邦（营长）追至屈吴山打散并将张秀山俘回。王子元未加害张秀山，主要是孙作宾同志利用张秀山同志曾救过王子元命的关系，对王子元苦苦相劝，晓以“义气”，最后让张秀山同志离开靖远了事。
这次吕、张二人率部出走，被王击散，打乱了原定的兵变计划，于是决定重新组建工农武装，脱离王子元的控制，独立自主单独干。
张东皎离开靖远时，原打算去北京，到了兰州，见到了谢子长，同时还见到了杜润滋，杜原在宁夏第一中学当教员。不久前，宁夏学校有几个进步学生被捕，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天才。有一天马鸿宾叫李天才问话，马问：“你犯的是什么罪。”李答：“我不知道，”接着说：“大家说我是共产党。”马又问：“你像不像共产党？”李答：“我不知道共产党是啥？”马又说：“放你们回去好好念书。”李说：“谢谢主席恩典。”这样被捕的学生被释放了。但学校中恐怖气氛仍很严重，杜润滋也无法再待下去。梁大钧等建议杜润滋去兰州找杜斌丞（因杜润滋是杜斌丞的本家叔辈）谋一安身之处，再作打算，杜润滋到了兰州后，也见到了谢子长和张东皎，商谈了搞武装起义之事，杜润滋就没有再去找杜斌丞谋事了。接着，我也到了兰州，见到了张东皎同志，我向张东皎谈了我离开靖远的情况。东皎要我先找住处住下，我即找新文石印馆负责人刘玉润、苏意如两人，托他们为我找地方。他们给我介绍了闵家桥一个烟房。这个烟房歇业了地方比较僻静。我和东皎住在这里后，东皎又将谢子长、杜润滋同志领来烟房住宿。我们在这里商议了插旗起义之事，有一天谢子长从外边回来，杜问：“见了吗？”谢说：“见了，还好。我们在小西湖见的，他送一支枪。”说罢谢从衣襟底里拿出了枪，我一看是二号自来得，还是新的。因为他没有说见到的谁，我也不便去问，后来才知道见到的是杜斌丞，枪是杜送的。
在这期间适逢王子元的特务连长杜鸿范到兰州领军装。杜鸿范是杜斌丞之子，共产党员，他是跟孙蔚如到甘肃后，才在王子元部当连长的，因此他在孙蔚如部中熟人朋友多。杜到兰州，即与谢子长、张东皎、杜润滋见了面，东皎把插旗建军意图告诉了杜，杜极力赞同，并共同起义。
会面后，杜鸿范办理领军装手续，其他几个人分头联络人，四月底军服领到了，计军衣两千七百套，子弹两万发，步枪八、九、十支。为什么孙蔚如给王子元发给枪支呢？这里有个插曲：当时孙蔚如入甘，赶走了雷中田，雷的部队有的被编制，有的缴了枪，有的被打散，但雷部第四师长高振邦有两个营被打散后，一个营在营长薛宝山的率领下，将其残部数十人带到皋兰北山拱巴川一带去了；另一营长王宗仁（靖远人）带领数十人到了靖远平滩堡。孙蔚如便命令王子元派人去平滩堡解决王宗仁，王子元派了两个连和一个新成立的大队，将王宗仁包围在堡子里。但到了夜里，王宗仁便冲围走了，王子元的部队进了堡子。接着孙蔚如也派部队到了平滩堡，又包围了王子元部，打进堡子后缴了王部的枪，还打死了大队长陈泽堂。王宗仁撤回靖远后，向王报告了情况，王极为恼火，质问孙蔚如，孙回答那是：“误会”，说：“缴了你的枪，给你发还”。所以，这次领军装就领了八、九十枝枪。另外，我们从别的地方还搞到了十余枝手枪。
搞到军装和枪后，我们便雇了一只皮筏子，于当天黄昏由杜鸿范负责在广武门外搬上皮筏子。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谢子长、张东皎、邬逸民、吴景璈、王世昌、姜耀及我所联系的几十名青年战斗员上了筏子，顺黄河而下，到了河口，即将武器军装转上岸，又催骡马驮运，经皋兰北山到来家窑，这时大约是四月底或五月初。
经过这一段的准备，插旗起事的时机基本成熟了，我们便召集大家宣布武装起义，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并由杜润滋和我讲了话，给参加起义的人每人发了枪支弹药，有的还带来了两支枪。除枪支全部发完外，子弹、军装携带了一部分，不能带的就掩藏在窑洞里。次日，队伍离开来家窑，经吴家川到了靖远黄沙湾，渡黄河开进了靖远水泉堡。驻扎水泉堡后，当即派人送信靖远城，通知张国威同志，命令他们立即离城到水泉会合。
水泉堡位于靖远城东北九十里处黄河东岸的尖山之麓。山坳里有两个残破的堡子，堡子下面有半截街道。尖山下的沟里有一条向东北宁夏中卫的要道。
建军初，这支革命队伍只有一百多人。总指挥是谢子长，政委是焦唯炽，参谋长是杜润滋，邬逸民是秘书长。第一支队司令杜鸿范、二支队司令张东皎、第三支队司令王儒林。下辖一个大队，大队长姜耀，副大队长朱子休。吴景璈、王世昌为经济委员。
二、第一次水泉战斗
当杜鸿范同志在兰州领到军用物资后，孙蔚如即电告王子元，派人到黄河峡条城去接应，但久不见回音。孙又电话询问王子元，王回报说已派人去接，尚未回来。接着孙在电话中问王子元：“你知道吗？他们在北山插红旗了！”问得王子元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只好顺口回答：“略有所闻，已派部队收拾去了。”
在惊慌失措中，王子元怕部队跟上张东皎跑了，只得派第三团一营营长周维邦为总指挥，派骑兵营营副梁占胜为副指挥，到水泉攻打工农红军。周维邦扬言，要把工农红军一举吃掉。
我们到水泉的第三天即
敌人冲上来了。一上来就攻打堡子，战斗很激烈，打了半天，我伏击兵冲出山口，绕道敌后猛烈袭击，周维邦被打死，梁占胜被打伤，敌军顿时溃乱，我军追击，交战中，张东皎老远看见旧部张丙辰（此人原来是张东皎的随从），就站起来喊：“张丙辰！我在这里，你们快过来……”不幸被周残部看见，开了一枪，东皎挂了彩，与混乱中被敌所俘。敌人当即威逼张东皎写信把红军叫回来，东皎同志严词拒绝，当场被敌人用刺刀杀害，壮烈牺牲（东皎同志牺牲后，由群众李守联、李应琪二人掩埋）。战斗中，杜鸿范同志手上挂了彩，战斗延续到黄昏时，谢子长同志决定撤退，这时敌人也撤回靖远去了。
水泉战斗，游击队除张东皎同志牺牲，杜鸿范同志受伤外，其他再无伤亡。当晚游击队即经四沟门到了雪山寺。我带的六七十人也经大红沟到了雪山寺。在雪山寺休息了一整天。八日游击队到了白茨林（这天正值端午节）。白茨林是周维邦家的寨子，他家有猪有羊，有米有面，我们就在这个寨子过了端午节。
在雪山寺时，我派人去找兴仁堡民团刘安国，刘即派人来欢迎游击队。队伍到了兴仁堡休息数日，计划去海原。期间谢子长、杜润滋同志给刘安国作了思想教育工作，刘表示愿意参加游击队，同去海原。当时约定，游击队先走，刘随后派其子刘进忠带队伍前来。游击队到园子河时，谢子长寄信给海原的同志，内容是：我们来攻海原，望你们作内应。信末盖了“子长”二字的名章，我方知原先的“张同志”、“张为民”就是谢子长同志。送信人从海原带来口信说：“你们不用攻城，我们出来”。这样游击队才未去海原。在此情况下，一方面谢子长同志离陕北时间长了，急欲回去，另一方面杜鸿范同志又受了伤，不便行动，需去平凉休养。于是我们便派常焕章护送他们起身，同时送吴景璈、邬逸民去了兰州。游击队也进行了整编，将一、二支队并入了第三支队，我任司令，杜润滋任政委兼参谋长，姜耀为大队长。随后，游击队离开了园子河，经会宁、靖远交界西上宋家河畔，在休整的同时，计划下一步行动。
三、第二次水泉战斗
游击队在宋家河畔休整后，即经会宁、榆中边境到了平滩堡，从平滩堡渡黄河绕道北山，到达南山尾。杜润滋带大部分队伍，由黄沙湾过河到水泉，我也带一部分经糜子滩、三角城过黄河到了水泉，我在糜子滩时，派人潜入县城，了解城内敌情。
当时王子元已调防海原，靖远由孙蔚如特务营接防，营长是王云山，人称王平儿。但王云山未到靖远时，靖远城是一座空城，我打算进城去收拾王子元的留守部队。恰好孙作宾同志来了信，信中讲道：“王云山营马上就要接防，你们不要进城，进了城就会吃亏。”于是我才打消了进城的念头。
游击队二次到水泉，受到贫苦群众的热情欢迎，不少人前来参加游击队，如汗沟的杨汝林，糜子滩的杨培成各带人和枪来参加，还有红柳泉的郭映珠，石门川的高步公、张宝卿也都来了。几天时间就有二百多人参加了游击队。队伍扩大了，我带的第三支队，除姜耀的第一大队，又增加了两个大队，杨培成成为第二大队长，郭映珠为第三大队长。同时，孙作宾同志也也抛掉了旅参谋主任职务来到水泉，宁夏中宁县李志和，中卫县的孙绍堂也先后带着人马来到水泉，编为第四支队，孙作宾为司令，副司令李志和，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李志和兼，第二大队长为孙绍堂，第三大队长为杨汝林。这时全军已达七、八百人，声势大振，由于武器不足，为了装备队伍，我们组织战士中的铁匠，打造大刀、长矛和斧子。王子元的修枪工匠也带工具来到水泉，我们安排在石门川高步公堡子内修理枪械。我们又派杨盛亭去兴仁堡通知刘安国，高占林去拱巴川联络薛宝山、王丕荣的人马，到水泉集中。
在水泉插起红旗后，游击队便在群众开展了宣传，提出了“唤起民众，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的革命口号，向广大群众进行“穷人要翻身，刀把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要过好日子，就得斗争”的革命教育。在红旗的照耀下，水泉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许多商贩赶来水泉做生意，使荒凉的水泉变成了热闹的市场。
大约是六月底，靖远的特务营长王云山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要我们接受收编，孙作宾同志认为这是敌人玩弄的骗局，说：“我们绝不上当，如果被收编就会把摊子抖了。”怎么办呢？我们商定，先采取缓兵之计，可以派人同他们谈判周旋。我们条件是收编后，游击队不进城，要他们另外指定地方驻扎。于是，我们派张宝卿与来人进行谈判。
七月中旬，王云山特务营倾巢出动，进击水泉。当他从县城出发的时候，水手詹学信（我当营长时詹任排长）知道了，便派人乘羊皮筏抢先报信。送信人深夜到黄沙湾，连夜上岸，天刚亮赶到水泉，报了消息。王云山一到，以两个连的兵力向墩墩梁方向猛扑过来，另一个机枪连占领了旧堡子梁，封锁了游击队的后路。但游击队以逸待劳，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打了整整一天，敌人伤亡惨重。天黑了，敌人摸到堡墙底下，妄想爬墙，游击队便用早已准备好的滚石打击敌人，敌人的企图难以得逞，又退回去了。为了拔掉敌人的机枪阵地，我们决定游击队抽出三十多名英勇战士，由刘如华、万步长率领，一半人用枪，一半人拿刀，准备在夜里十二点袭击机枪连，正准备行动的时候，天气骤变，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借电闪之光，清楚看见敌人龟缩在战壕里，于是游击队改变计划，乘雷雨停息之际，撤出堡子，突围北上。这样，就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安全转移了。
第二天清晨，敌人拼命向堡子进攻，但听不见还击枪声。群众讽刺说；“那是个空堡子，你们还打啥呢？”但是，敌人望着堡墙上的红旗，还是不敢进去。最后，强迫一个老百姓爬上看了，下来告诉他们：“红军早走了！”群众又说：“红军走时讲，他们攻靖远城去了。”王云山一听着了慌，掉头没命地向靖远城奔跑。
声东击西之计，吓跑了王云山，我们便从容经四沟门到陈家沟吃了早饭，开往轱辘梁到石门川。石门川是我任王子元游击队长时活动过的地方，群众与游击队关系很好，我们就在石门川休息了五、六天。游击队由杜润滋、孙作宾率领又到水泉，在水泉开了群众大会，万良才同志代表群众讲了话。复由黄沙湾过黄河到靖远北山。我在石门川等候大庙的张雨村，五佛寺的马子杰等人，并安排在高步公堡子内造枪的事。
这次王云山来水泉打我们时，在陡城把游击队侦察兵张世泰抓去，又将我们的代表张宝卿扣押起来，同时抄了我的家，我兄长王士模被抓去，严刑拷打，威逼要我，实际是要钱。经朋友说话，家中变卖田地，送去一千银元，结果在枪杀张世泰时，还和张宝卿一同被押去陪了桩。敌人的残暴行径，更加激起了群众的义愤。
另外，战斗打响前，邢启棠同志从兰州送来密令，让游击队带队伍向通渭马营集中，并让以清乡大队司令名义作掩护。密令是由张慎微传达，当送信人到水泉时，游击队已经撤离了。
四、北山遭遇战
游击队走到北山扎巴岗与宁夏敌骑兵一○五旅冶成章部遭遇，战斗激烈，游击队伍伤亡极大。杨培成大队长率刘如华、万夫长、杨维尧、陈仓等人堵击，接出一部分人，敌人将郭映珠、王贵仁等人杀害，悬首一条山示众，牺牲极为壮烈。此后，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孙作宾、杜润滋去兰州，郝新亚到石门川将失利情况告诉了我，并转达了让我北上宁夏的决定。靖远兵暴到此结束。
万良才传
马荫芳万国杰
万良才字宣青，曾用名黎民、万一、杨重义。一九一二年八月，出生于今平川区水泉镇一个劳动农民家庭，父辈兄弟四人合家生活，父亲和伯父三叔都是老实忠厚农民，四叔是私塾学究。良才童蒙时聪明好学，智慧过人，在四叔的指导下，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七言杂字及大学论语等，他善于作文，喜欢珠算，遂能写画，这使合家非常高兴，也引起了邻舍的重视。一九二五年，有位绅士办了所私塾，要选一些孩子陪读，良才聪明被选中了，陪读毕竟是陪读，是专为富家子弟衬托门面的工具，虽在私塾读书，却被另眼看待，先生的精力全在培养富家子弟成才上下功夫，良才不服气，也不甘心，就暗下决心，把富家子弟所学的课程全部偷偷地学会写好，
红军来到打拉池
何 仁昌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刚六岁。有一天，听老人议论咱们这个小镇上要来“队伍”。一些有钱人家纷纷逃往县城、省城。我不懂“队伍”是什么，但心里也是莫名其妙的恐惧。过了两天，果然来了很多兵。帽子上缀着一颗红星，穿蓝色制服，腰系皮带，扛着枪，背着背包，向村里走来。从村头看很远的路上，好像一支长龙蜿蜒而来。这就是我头一次看到的“队伍”。“队伍”到了打拉池后，有的住到红山寺庙里，有的住到百姓家里。我在村头墙旮旯里看着“队伍”先是心里害怕，看着看着就不怕了。没什么可怕的地方，为什么有些人还要跑到县城、省城里去呢？我还不懂他们为什么叫“队伍”呢？可能是排着队就叫“队伍”吧。回到家里，我家也住上了“队伍”，有的端水洗脸，有的靠墙歇着，有的几个在一块说话，我再没有细看，头一低就往屋里跑。屋里，奶奶正和一个“队伍”说着什么。见我进来，“队伍”笑着问奶奶：“这娃子是你的孙子吗？”奶奶好像也有点怕，什么也没说。“队伍”捧着我的脸蛋说：“这娃子长得好俊啊！“我奶奶听他们夸我，才开口说：“多谢老爷的夸奖。乡里的孩子不懂规矩，不对的地方，请老爷不要见怪。”“队伍”上的人赶紧说：“我们不是什么老爷，我们都是穷人，被地主老财压迫得没办法才当红军的，您老人家千万不能把我们叫老爷”。另一位“队伍”说：“老人家，我们来要打扰你们了，晚上我们在院子里睡，您和您的全家仍住在屋子里吧！”奶奶先是一愣，随后惊慌地说道：“那不行，外面风寒大，不能住”。那位“队伍”说：“老奶奶，我们年轻力壮不怕风寒，只要地上铺上草就行了”。可奶奶说什么也不同意。就这样，为住屋住院的事争执了好一会儿，奶奶看争执不过。感动地说：“也好，不过，草铺厚点，我这就叫孩子他爸去背”。说罢她就往外跑，叫回了躲在附近庄稼地里看动静的我父亲，很快就给“队伍”背来了一大捆草，铺好草铺。“队伍”就用六块石头，垒起两个灶，一个煮饭，一个烧菜。我坐在门槛上看“队伍”的动作。饭熟了，一位有胡子的“队伍”吆喝着别的“队伍”吃饭，他用洋瓷碗盛了一碗向我走来：“来，娃子，吃我们的饭，”我转身往屋里钻，他端着饭向屋里走来。进屋把饭硬往我手里塞，我不敢接，偷看了奶奶一眼。奶奶就就：“廉儿，端上，你就吃吧！”我才怯生生地端上了碗。“队伍”的那顿饭我吃着好香，因为我家乡那时过着以糠菜糊糊充饥的生活，难得吃一顿纯粮的饭，经过半天的接触，我们一家跟“队伍”又说又笑，简直就象一家人了。
通过大人们和“队伍”的谈话，我知道这支“队伍”叫红军。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支红军是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北野战军，从陕北来我们这个小镇——打拉池，是策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他们是西野十五军团七十三师，是陈漫远政委率领的部队，他们是打前站为野战军政委兼司令彭德怀来这里而作准备工作的。经过几天，红军的大部队也来到了打拉池，听大人说：这支“队伍”里有彭德怀司令，还有朱德总司令。我不懂什么司令，但从大人们的口气里听了，这些都是好大好大的“大官”（彭德怀后来就住在“红山寺”的庙里）。三军会师后，朱德总司令在我们镇上还给群众讲过话，一起进行过联欢。红军在我们村前后住了一个多月，大人们说红军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情。在学校开会，成立了“农会“，选了一个姓魏的当主席，这些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不大关心，知道的不多。记得红军给我们家分了一只羊，我喜欢极了，拴了花笼头，每天牵到水渠边的地埂上去放牧。日子多了，羊不用我牵，看见我就跟在后面咩咩叫，我很高兴。有一天，我放羊回家，爸爸和一位红军叔叔（奶奶叫我这样称呼）吵架，我惊呆了。这些天来，爸爸和红军叔叔相处得很要好，有活抢着做，特别是晚上抢水桶、扫帚，谁抢到水桶、扫帚藏了，天亮了就能打水，扫院。有时就把水桶、扫帚藏了，今天脸红脖子粗地吵什么呢？我不安地进了门，就听爸爸吵着说：“同志们帮我收谷，平地，打水，扫院，我给过钱吗？同志们烧了我家一点煤砖要给钱，收这钱象话吗？况且我们这里是出煤的地方，只要花点力气就有了，还要什么钱，你给钱就是看不起我这穷朋友了！”那个红军叔叔再没吱声，可是第二天天亮，红军走了，我枕头下放着两块白花花的银元。奶奶看了，眼里滚出了泪水，叹息道“多好的队伍，多好的红军！”
上午红军去了，下午又来了“队伍”，我以为这“队伍”和红军一样是好人，谁知他们到家就扑我家的鸡。奶奶哭喊着阻拦他们：“老爷老爷，这几只鸡是我家的命根子，针头线脑的全靠这些鸡下蛋去换，你们吃了，就断了我家财路呀！”他们不但不听，还一脚把奶奶踢倒在院子里，痛得直呻吟。他们还把我天天相伴的红军给我的那只羊，牵着要还给地主，我哭着要羊，他们不但不给，还打我一巴掌，骂我是小共匪，扬言再哭就宰了我，我只好偷偷地为羊流泪。那晚上我的饭也没吃出啥味道。晚上这帮 “土匪”（大人们这么称呼）把我一家五口人从屋里赶了出来，屋子他们住了，我家只好在红军住过的地方又铺了草过夜。晚秋的天气夜如水，凉风吹来，寒气袭人，身上打着哆嗦，无法入睡。仰望天空，蓝的天，没有一丝云彩，好像用毛巾擦过一样。密密麻麻的星星，闪闪烁烁，争放光彩。蓝天变成了红军的制服，星星幻成了红军的帽徽，眨着眼的，是红军的眼睛，我又看见他们在谈话，抢着干活了……
第二天，“土匪”走了，爸爸进屋发现存在小匣子里的一付水晶石眼镜不见了，这是爷爷留下来的唯一财产，是一件纪念品。爸爸气得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流泪。我家遭遇不幸，出去想给小朋友们说说，谁知遭灾的并非我们一家，小朋友家的鸡不仅叫这帮“土匪”吃了。连守家的狗也未能幸免。这些“土匪”队伍，到我们村住了一夜，全村的鸡狗都进了他们的肚子，村里遭了一次大浩劫，鸡、狗几乎绝种。家家户户都蒙受财产损失无法估量（后来知道这帮“土匪”队伍就是胡宗南的部下）。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亲眼见的两支队伍，一支让人怀念，一支让人憎恨，童年的印记，永远不会磨灭。
红军会师打拉池
王秉佩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东征。东征回师后，为了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苏区，阻止甘、宁敌军的袭击，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又组成了“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率部西征。经宁夏的固原、海原等地。九月十三日右路军七十三师在政委陈漫远率领下到达打拉池。
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后，
红军驻在打拉池的主要目的是筹备中央拟定的“海打战役”，消灭马步芳、马步青的队伍，进而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确保“海打战役”的实施，中央命令四方面军的三十军迅速渡过黄河，控制靖远黄河以北，配合主力歼灭增援之敌，由彭德怀指挥消灭敌主力于打拉池，彭总积极和张国焘联系，在打拉池电告到达会宁城的张国焘：“我拟去会宁和你会见，并告以东北军的主要位置。王以哲军驻洛川，董英斌军驻庆阳，何柱国军驻固原，于学忠军驻兰州城，这些都不会阻拦你们东进，但蒋介石令王均部进至平凉，有向隆德阻击的动机，胡宗南部开西北，你们应全部集结靖远打拉池地区，准备消灭王均部”。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让彭总去会宁，电文说：“我即日和朱德司令员来打拉池面谈”。为了使四方面军顺利到达打拉池，彭总派兵佯攻靖远县城三日，拖住国民党李贵清旅，但张却迟迟不动，直至
打拉池及周围村庄，属干旱地区，十年九旱，土地瘠薄，连年欠收，加之军阀混战，兵祸不断，抽丁拉伕，官府乡绅又层层盘剥，匪盗滋扰，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红军到达后，乡绅四处逃避，不了解真相的群众也上山躲藏。红军宣讲党的政策，传播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救贫民。经过动员，一些开明绅士和富裕户向红军捐粮捐款，打拉池的郭衍庆家就向红军捐献小麦一百斗（1500斤）。对恶霸地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召开大会，公布罪恶，没收浮财，限期缴纳罚款。没收来的钱粮、羊只一部分分给当地百姓，一部分作为部队给养，解决红军冬粮。通过打土豪，分财物，使群众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己的军队。躲藏在外的群众返回家园，打土豪，当向导，帮助红军开展工作。红军爱护救济贫民，换来了广大群众热情支援红军的喜人景象。打拉池的秦守福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为红军推了四十多天磨，每天从早到晚，只换牲口不停磨，有时白天黑夜不停。朱德亲自到磨坊来看望并和我握手，鼓励我要为红军多推面粉，支援红军打胜仗。朱德同志住在李隆家的窑洞，办公在李玉琥的房子里。”王希华回忆说：“当时我才十几岁，我家住的是杨琪清首长，待人亲切和蔼，和富户杨贵廷交往密切，动员杨贵廷给红军捐献粮食两千多斗（合三万斤），并办了手续。解放后杨琪清任公安部长还来函了解杨贵廷的情况。红军组织青少年参加秧歌队，排练节目，演唱宣传革命道理。
红军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北上抗日的宗旨，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顾民族危亡的反动罪行，所到之处在墙头张贴书写“红军是帮助穷人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共产党是领导全国抗日的党”、“打土豪救穷人”、“铲除封建势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标语。宣传教育群众，传播革命火种，积极帮助群众在打拉池建立地方红色政权。红十五团政委程子华和当地群众在打拉池小学举行了打土豪分羊只的大会，选举产生了农民委员会。农会成员有魏正清、张善教、崔喜梅、陈世祥、范振江、焦万法等，魏正清当选为农民委员会主席。农会成立后，一面帮助红军筹备粮食，一面动员群众给红军赶做军鞋，缝制过冬棉衣。
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深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一些人由怕红军、躲避红军转变到真心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援红军。红军离开打拉池时，在董家湾召开全军誓师大会，有几十人参加了红军，当时年纪最小的吴公平，刚满十三岁就跟随红军走了。解放后，吴公平曾任北京部队炮兵司令员。
红军在打拉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给人民群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红军会师打拉池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为了纪念红军会师打拉池，一九八六年九月，在中共平川区委及区政府的支持下，打拉池的群众和当地机关单位集资，在红山寺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打拉池会师纪念亭，于十月二十五日落成。中共平川区委和区政府在亭内树碑纪念，并召开了红军会师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还特意邀请了当年流落在平川地区的十多名老红军参加。
西北救国抗日游击队
齐仲华
公元一九二八年九月，靖远板尾沟人肖焕章，当时在打拉池居住。肖与魏振清，崔喜梅（山东人，父子二人在打拉池经商）等数人四方活动。还有张学仁、杨兴发、谢畏畏、杨玉琪、杨勇、高桐右、午振奎、陈仲举等人，将名字写在一块红布上准备起事。杨玉琪开了一个羊肉馆，是联络点，种田的陈仲举是搞后勤的。计划以崖窑山为根据地。当时，公开身份因肖焕章、杨玉琪和红帮有关联，以此为掩护，在四乡进行活动。后来，肖焕章和岳秀山取得了联系，准备成立游击队，首先和伪东明乡前任区长陈世祥联系，通过他和现任联保主任赵华若借了一支枪，后在长沟大地主张甫贤家讨枪，随同去的有逯占魁数人，由于双方对抗，打死了张甫贤的弟弟，肖也有一人死亡，最后缴了两支枪。同时，在这期间，打拉池来了李贵清部的一个排，肖又和逯占魁等人，趁机缴了李部的枪，这样声势扩大，有打拉池杨勇、逯占魁、高桐右、谢畏畏、张平、高福振、闫生全等七十余人参加游击队。
随即地下党岳秀山、万炳章都参加领导工作，不到两个月在屈吴山、靖远、山后一带活动，队伍发展到500多人。肖任大队长。后从崖窑山、屈吴山转战到北滩一带活动，伪政府调动靖远、海原、西吉和马鸿宾一部在甲盔山围攻肖焕章，战斗打了两天一夜，弹尽粮绝，在极端危难之际，逯占魁弟兄二人带了30多人冲上山顶，占了有利地形，又遇天下大雨，使肖等人撤离，为革命保存了力量。但是，逯占魁等人英勇就义。闫生全、谢畏畏由于负伤被俘，在靖远被杀害。两人临刑前在大街上昂然高唱秦腔斩单同，人们称赞真是好汉子。
打拉池民团记事
张念祥
打拉池人王宗仁，原是国军杨梓材团长手下的一名队长。在地方绅士，前清武举人刘仲琪（刘三老爷）的支持下，自己拉起了杆子（军事武装），大有取杨团而代之之势。刘三老爷实力雄厚，自备有枪支弹药。刘三少爷更是练就了一手夜打香火头的过人枪法。他在宁夏做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外号叫高麻子（即高岗），一个外号叫谢把客（即谢子长）的陕西人。刘三少爷在高麻子和谢把客的指点下，从宁夏后套弄来一批牲口和大烟，与当时驻打拉池的驻军换了一批枪火，风风火火地在打拉池自立民团，随即又称人民军，打起一面红旗。成员大多数为打拉池周围的穷苦青年农民，现在知道的有打拉池的谢永祥、闫得刚、张临贵、庞学统、高靖，毛卜拉的张宗贞、张善发、田家庚，白土梁的张善教，红沟的张和庭，毛河洛的陈振庭，板尾的肖焕章（人称肖家娃）。人民军在王宗仁、刘三少爷的带领下，劫富济贫，专门向会宁、海原、榆中一带的大户人家要钱，理由是收军饷。人民军将收到的钱粮除按人头分发给人民军成员外，还分发给当地的穷人，人民军的队伍发展得很快，到民国二十年前后，固定队员和临时队员多达200余人，成员遍及靖、会、海、榆、皋兰等县。当时，行话将各地隐藏的人民军成员叫线子或捻子。人民军准备下手的富户信息基本来自各地的线子。高麻子和谢把客也以收羊皮为掩护，将发现的情况及时通传给人民军。人民军的进攻对象遍及邻近地区，据传只有海原园子河的郭三老爷家未曾攻开，因为堡子高，枪火硬，拿他没有办法。正因为这样，远近纷纷议论：民团成土匪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刘三少爷、王宗仁等在西塬活动时，接到高麻子传来消息，说条城一大户有大烟，并且有很多钱。于是决定，一部分人押钱粮回打拉池，一部分人直赴条城。恰在此时，陕军白师长的一个排早刘、王二人已到条城，住在条城西北角的一家四合院内。刘、王等十几人住在城东井台子，暂且按兵不动，等了三日，陕军准备满载而归时，刘、王扮作绅士带人突然拥到陕军驻地，缴了陕军的枪火，打伤排长及几名士兵。混乱中陕军有几人逃走赶回兰州报信。刘、王等人继续留在条城收钱粮，耽误了半日后方知陕军已去报信，于是急忙押运钱粮乘排子顺河而下到了平堡滩，将一部分钱粮分给当地的穷人。第二天撤离时，发现陕军正顺着河边追了下来。刘三少爷带人掩护，王宗仁、肖焕章、闫得利、张临贵等人乘筏子急向下河遁去，刘三少爷也在持续半日的阻击战中被流弹打死。
再说，王宗仁乘筏子过河后，从北湾天字附近上岸，然后向北翻山跑到吴家川的一个线子家里，存放了钱粮，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顺沟东下到糜滩三角城的吴家堡子，让张临贵、谢永祥等人在河边联系筏子，准备返回打拉池。这时，陕军已将吴家堡子团团围住。王宗仁命令关闭堡门，并将门洞用土块砌堵，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样子。又悄悄让闫得刚、庞学统、肖焕章、田家庚、张善友等在堡子后掏墙挖洞，王带其他人在墙上御敌。天快黑时，闫报告堡墙快穿透了，王向堡下陕军喊话，说要投降，并将一部分坏枪丢在堡门前，佯说：堡门我们用土拥了，你们不要急，我们往开掏。此时天色已晚，陕军全聚在堡门前等待开门，王宗仁便率人从墙洞中逃脱，在向河边跑去时，王宗仁留在最后，以便观察追兵情况。不料跑在前面的田家庚掉过头来喊：“后面有人！”王宗仁赶忙回头看时，被田家庚一枪打倒在地。这时陕军听见枪声，才发现王宗仁的人马已逃跑，也追了下来，看见其余的人民军已乘筏子过了黄河，才停了下来。从三滩逃回来的人向刘仲琪讲了遇险的情况，才知道田家庚是杨团长雇用的内奸杀手。后来，刘三老爷为了报仇又与川军联手，杀掉了杨团长。
肖焕章后来到种田崖腰山一带拉杆子举行农民暴动时，当时追随王宗仁的大部分人又聚集在肖的周围。
王宗仁和刘三少爷创建的人民军，从来不抢穷人。而且积极参与活动的高麻子、谢把客又是重要的共产党人，肖家娃后来也走上革命道路。因此，可以说他们的活动是区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事件，值得记述。
讲述人：张临贵、李呈栋 许德祥
陡水支部树党旗
1934年，万良才同王彦升联合创建“同仁消费合作社，”于次年正式开业，销售进步书籍、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同仁社”一开张，就吸引大批进步青年入社，靖远籍旅兰学生大多数成为“同仁社”社员。张生强、欧化远、乔映淮、魏煜、李保洲、武治安、胡进昌、刘宗道、杨贤、万国旺等都是该社活跃分子。1935年秋，万良才、苏振甲、王彦升商量决定，在靖远县创办“靖远同进消费合作社”，经理万良才、苏振甲。工作人员有刘宗道、杨贤、魏耀祖、雒其昌。合作社一成立，就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青年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逐步形成以万良才为首的政治活动骨干力量，为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1937年，万良才去兰州任“同仁社”主席职务，到兰第二日就去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受到处长彭加伦和中共党代表谢觉哉的接见，得到谢老的亲切教诲，并受命在兰组建“甘肃青年抗日抗战团”，由罗伟任总团长，万良才任秘书长。次年4月青抗团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解散，万良才受省工委指派加入抗敌后援会，并担任《抗敌报》主编。靖远进步青年乔映淮、张生强、黄鼎、武治安、万国旺、刘雨村、张友三等40多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李保洲、魏仰峰、李淮、韩理、高瑾、杨贤、李生洲等加入共产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38年省工委书记孙作宾指示岳秀山、张生强组建靖远县委，省工委组织部长郑重远来靖协助工作。同年10月中共靖远县委成立，隶属甘肃省工委领导。书记岳秀山，组织委员张生强。此后岳、张分头在东湾、陡水等地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春，张生强、郑重远在陡水发展李保洲、李生洲、韩理，高吾清、贺士杰、张树安等6名党员，并成立以李保洲为组长的水泉党小组和以高吾清为组长的陡城党小组。同年7月又发展刘宗儒、常公民、张永奎、魏建穆、杨俊山、周有谋、赵尚录为党员，同时成立陡水党支部，书记李保洲。夏，在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并加入共产党的王大觉、刘宗道、胡进昌、魏煜及在兰入党的乔映淮、欧化远均来靖工作。并分别在东湾、三滩、城关、中堡等地开展秘密建党工作。同年底，在全县成立6个党支部，7个党小组，共发展共产党员40多名，其中陡水支部党员占13名。同年，在岳秀山直接指导下，板尾村农民肖焕章在靖远县水泉、打拉池一带组织贫苦农民暴动，7月遭国民党军队围剿失败，部分暴动队员遭残酷杀害。1940年春，陡城、水泉、黄湾等地群众1000多人在金厂沟淘金，陡水支部借此机会在石拉排办起民众夜校，由刘宗道、胡进昌向群众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救亡活动，同时发展李逢江、唐有世几个农民入党，并委派刘宗儒在下堡村办起民众夜校。国民党县政府闻讯后，派特务到金厂沟以收金子为名掌握情报，特务向县长报告“共产党在金厂沟设办事处大肆活动”。国民党县政府准备逮捕刘宗道、胡进昌，派岳秀山（此时已打入县政府工作）前去调查，岳暗地通知李保洲，让刘、胡立即隐蔽，岳以农民晚上聚集听《说岳传》消遣为由，汇报了事。淘金期间，发现一位叫岳华弟的流落红军，并通过他掩护西路红军四、五十人，一是组织他们淘金搞路费，二是发动党员帮路费，三是设法开路证，送他们归队。同年7月，郑重远布置陡水支部书记李保洲在水泉谈汉章（党员）小店设联络站，为地下党安全过境通风报信、解决路费、身份证等问题。
7月，陡水党支部成立，书记李保洲，支委刘宗儒、高瑾、常公民、张永奎。当月，郑重远通知张生强、乔映淮、魏煜、许甫延等因身份暴露，立即离开靖远返回延安，县委书记由欧化远接任。
1944年，县建设科长金某，负责测定由水泉到安宁渡的公路线。他有意委屈路线，多占良田，挖群众祖坟，敲诈勒索，无故抽打民夫，甚至踢翻送去的饭菜，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为了保护群众利益，陡水支部利用李保洲是乡长，韩理是保长，刘宗儒和进步青年胡思明是带工的等有利条件，坚持不改路线。为此，金某在红崖沟拷打了刘宗儒、胡思明，扣押了韩理。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党支部研究由刘宗儒组织下堡夜校学员李凤荣、万国杰、胡思庵等20余名进步青年，黑夜在水泉街上围攻金某。金上告后，县上派万夫哲查处，万和李保洲接头，以“金某贪污受贿，殴打民夫，故意委曲路线，敲诈勒索”为由呈报，后金某被撤职。
1944年5月，李保洲、韩理、刘宗儒、胡进昌、李有荣等在水泉筹办“水泉消费合作社”，将秘密联络站转移到该社。李保洲将自己水泉街一院房子让给王吉开店，并将水泉联络站转移到该店。发展王吉之妻李金花为共产党员，并委任她做联络工作。这个联络站，先后接待过罗扬实、王泽喜、孙殿才、梁大钧等省委领导安全过境。
1949年春，张生强在侯家岘武维贤家中召集张生强、高瑾、张永祥开会，研究如何搞枪支弹药和建立武装等问题。4月，张生强由山后转到水泉一带，在窝子滩高宗家中召集李保洲、王大觉、李有荣等开会，宣布成立中共靖远临时工作委员会，张生强代理书记，委员是欧化远、李保洲、王大觉、魏仰峰。张生强在李保洲等地下党员的保护下，先后在窝子滩、回水浪、边沟窝窝、野麻滩等地召集秘密会议，研究布置组建军队，迎接解放的工作。6月，根据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指示：“西安快要解放，靖远应组织力量保护好渡口船只、粮食仓库、敌伪档案”。张生强在旱坪川边沟窝窝召开临时县工委扩大会议，李保洲、魏仰锋、李淮、高瑾、刘宗儒参加会议。会议根据解放战争发展形势，研究迎接解放大军和搞好支前等工作。会后陡水支部为迎接解放，研究部署了四项工作：做好宣传工作；做好为解放军介绍敌情、地形及做好向导的准备工作；保护粮库，办好粮站，维持好社会秩序；保护好安宁渡口船只，保证解放军顺利渡河。
边沟窝窝会议后，支部在下堡学校和李保洲家中多次开会，研究大军过境和解放大西北的支前工作。关于保护安宁渡汽船问题，支部在下堡学校召开支委会研究过两次。决定这项工作由支委张永奎，党员白作介、李兆士负责。李的妹夫是船工，通过做工作，让其卸掉汽船零件。还决定将两个机船和拖船运到白杨林，并布置高瑾、张万福准备羊皮筏子五付待用。
解放兰州时，马鸿逵一个连的败兵从安宁渡过河逃窜，张生强派党员高鹏、李兆士等组织人员截击，敌军将两、三万斤粮食，20多桶汽油、40多箱子弹全部倒入河内，并强迫汽船工人将船只断缆浮流。支部发动群众进行打捞，把两只机船和两只拖船藏在白杨林沟口。
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李保洲调县城工作，水泉粮站负责人由周有谋担任。万国杰组织民兵维护社会秩序，刘宗儒负责向存粮大户摊派借粮。刘宗儒、常公民、胡进昌、李逢江、常玉琢、贺士俊、刘正江、张万福、黄庆、张永奎、薛克强、李仁等督促运粮，向各区乡催粮，三个粮站总计共筹粮80多万斤。另外，根据姬主任布置炒炒面约一、二万斤。由于支前工作做得好，十九兵团政治部姬主任说：“我们到靖远得到靖远地下党的配合，吃上了自家的饭，喝上了人民给我们的渴望水，你们的支前工作做得好，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不少群众喜看1949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的情景，意味深长地说:“穷人盼的是共产党，连老天爷也向的是共产党，这真是国泰民安天心顺啊！”
另外，十九兵团解放宁夏时，马匪军逃窜的散兵不少，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支部积极主动收缴民间枪支和堵截散兵。一次在水泉下堡，发现11个散兵，刘宗儒、万国杰、周有生等上前挡住搜查。经盘问，枪支放在魏家沟口。他们连夜赶到魏家沟口，找到了一家姓李的地主，经动员交出7支步枪、两挺轻机枪和半毛口袋子弹。
（出自《平川史话》 主编 李翔凌 副主编陈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