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川史话
秦汉故郡话源渊
平川区是1985年随白银市恢复建市而成立的市辖区，位于甘肃省白银市中部偏北。区政府所在地西南距白银市
平川建区虽短，但有悠久的历史。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开始在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大地上繁衍生息，水泉镇野麻滩、白杨林，王家山镇井儿川发现的黄河岩画群，大约凿刻于公元前3300—前2050年。近年来，在种田、黄峤、共和等地连续出土的原始人所用的石器、陶瓷和墓葬群遗址有力地证明，先民们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进行狩猎、牧畜和农耕生产。肥沃的土地、茂密的原始森林和遍布各地的充沛泉水，是早期人类生存的乐园。
据《尚书·禹贡》记载，三代时区境属雍州地。西周末年，“周遂凌迟，戎逼诸夏”，关陇地区尽为西戎所居。战国时期属义渠戎国的势力范围。秦穆公用戎人由余之谋，“遂霸西戎，开地千里”，直至秦昭王三十九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发兵灭义渠国，置“陇西、北地、上郡”，区境属北地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秦的西界以秦所筑长城为界，即西起临洮，经渭源、固原到环县的长城界，在本地居住的都是迁徙不定的周边游牧民族。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而始皇帝派遣大将蒙恬率领十万众北上进攻胡人，全部收复河南之地，以黄河为边塞，建筑四十四临河县城,迁徙犯了罪的官吏或平民守卫。（《汉书·匈奴传》）。《史记·秦始皇本记》也作了同样的记载：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北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塞。”即西起金城，东北到今包头以西五原的广大区域，蒙恬筑临河四十四县，用以巩固新占领的河南地，这是秦第一次以黄河为国界，这种临河的县城，即是设了防的堡垒，区境属地首次并入中原王朝版图。旱坪川鸇州城即蒙恬所筑四十四临河县城之一。其后五年，始皇帝驾崩，蒙恬为秦二世所杀，“诸侯叛秦，中国扰乱，秦所徙谪戍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史记·匈奴列传》）。秦对河南地的统治不足十年，这几年，秦仅于新占领的河南地修筑县城，驻谪戍之卒（因犯罪而罚以戍边的官吏或平民），没有来得及对内地的平民百姓迁移实边，开发边境。所以当秦末天下乱离之后，边塞谪戍之卒无人管束，纷纷逃归内地，四十四临河县城无人驻守，匈奴得以乘机渡河，河南之地重新沦于匈奴之手。
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更加强大，数寇边塞，其前锋往往到达关中一带，严重威胁汉王朝的心脏部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国力的逐渐强盛，开始讨论驱除匈奴，收复河南地，解除匈奴威胁的大事情。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余”。即蒙恬攻取河南地后90年，卫青第二次收复河南地，区境再次并入中原王朝版图。主父偃认为：“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漕戍，广中国，灭胡之本也。”（《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重新加固四十四临河县城，并设置朔方郡，命苏建征集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鸇州城因之得到修缮加固,边塞重镇的地位再一次得到加强。鸇阴、祖厉县的设置亦在此时。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19年），徙关东平民72.5万人实边，开发新占领的游牧区。元鼎三年（前114年）设置安定郡，置鹑阴县归安定郡管辖。特别是自西汉宣帝之后，呼韩邪单于归附汉王朝，汉王朝在鸇阴一带的边患解除，黄河两岸百余年无烽火之警，农业、畜牧业得到真正的开发。在今种田（古称“屯田”）乡发现了巨大的铁铧，铧尖逾五寸，铧长1.5尺，说明在西汉之际，种田、复兴一带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是理想的农耕区。
东汉初，陇右清净，祖厉、鸇阴二县亦改隶武威郡，百余年无战事，农业在黄河两岸得到进一步发展。顺帝时，西羌强大，“大寇三辅，杀害官吏”，武威太守赵冲，北地太守贾福等在北地、安定、天水往来截击羌人。顺帝建康元年春（114年），护羌从事马玄降羌，率领羌人欲渡河西遁，“赵冲复追叛羌到建威鸇阴河，军渡未竟，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殁。”《后汉书·西羌传》注谓：“《续汉书》建威作‘武威’，鸇阴，县名，属安定郡”。
鸇阴地处关中至河西最近的一条渡河线上，鸇阴渡口的自然条件亦极为优越。故在两汉时，鸇阴渡河的记载较多。三国魏时，鸇阴县仍属武威。三国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凉州卢水胡反，河西大扰。文帝改任京兆尹张既为凉州剌史，以护军夏侯儒、费曜等带兵继其后，西出平定河西叛乱。卢水胡七千余骑逆拒既于鸇阴口。既扬声军从鸇阴，乃潜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出自《三国志·张既传》：即为张既带数百士卒西行，扬言由鸇阴渡河，卢水胡在河西潜伏以待，张既由且次（兰州红古）渡河，绕出敌后。以上史料可以证明三国时，鸇阴仍属魏之武威郡，魏对鸇阴、祖厉二县仍施行着有效的行政管辖。
魏晋之际，鲜卑秃发氏自塞北南下，占领陇右大部分地方。“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到湿落，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晋书·载记第二十六》这一地域已包括了鸇阴、祖厉二县的大部分地方。鸇阴县改称麦田，为鲜卑秃发氏所居，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秃发树机能杀秦州剌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剌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同上）显然，西晋初年，区境为鲜卑秃发氏所据有。后武帝派马隆西征，大败树机能，部下杀树机能降晋，鸇阴、祖厉二县才重新并入晋版图，这即《晋书·地理志》未列入二县的原因。《魏书·地形志》：“平凉郡，领县二。鹑阴，郡治，前汉属安定，后汉属武威。晋罢，后复属。”后复属者，是先废后又恢复，指前凉时又归武威的史实。
西晋末年，鲜卑另一支乞伏氏徙居苑川（今榆中境），至东晋咸和四年（329年），后赵石勒灭刘曜，乞伏大寒惧石勒之攻，遂率族人迁于麦田无孤山，居三十六年后，“大寒死，子司繁立，始迁于度坚山”。度坚山即河西宋家梁一带大山（《晋书·载记第二十五》）。又五十九年后方于金城称秦王，史谓西秦。
太元十一年（386年）。姚苌趁苻坚败亡，建立后秦，率军入安定，“击平凉胡金熙，鲜卑设奕于，大破之。”平凉郡归于后秦（《晋书·载记第十六》）。太元十四年（389年），苻登又攻击姚苌，将“吴忠、唐匡于平凉，克之。以尚书苻硕原为前秦将军，灭羌校尉，戍平凉。登据苟头原以逼安定。”太元十九年（394年），苻登为姚苌之子姚兴所败，安定失守，“遂奔平凉，收集余众入马毛山。姚兴率兵进攻，登遣子汝阴王宗质于陇西乞伏乾归，结婚请援，乾归遣骑二万救登。登引军出迎，与兴战于山南，为兴所败，登被杀。”并见《晋书·载记第十五》。旱坪川距109线较远的凉州（民间呼柳州，柳凉为一声之转）城遗址，即苻秦及其以后的平凉郡郡治。马毛山即旱坪川西北大山，俗称“毛毛山”。水泉乡砂流水村以西有三角古城，城池较小，依山而筑，前有泉水，控阳武下峡之通道，显系临时所筑防守性堡寨，疑即苻登失败后收集余众驻扎的地方。据乞伏乾归传可知，登求救时，乞伏乾归居陇西城，足证二地相去不远。乞伏乾归援兵尚未到马毛山，苻登即被杀害。
义熙二年（406年），南凉秃发傉檀以马三千匹，羊三万口献于后秦姚兴，兴遂以傉檀为凉州刺史，召原刺史王尚回到长安,平凉郡亦归于南凉。三年，匈奴族赫连勃勃建立大夏，侵扰河西、陇右。十一月，勃勃率二万骑击秃发，至于支阳，杀伤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余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秃发氏率众追击，部下焦朗献计说：“不如从温（媪）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扼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秃发氏不听，引兵追击。“勃勃于阳武下峡凿凌埋车以塞路，勒兵逆击傉檀，大破之，追奔八十余里，杀伤万计。”(《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六》)支阳在兰州以西青海境。又据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大夏“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蒲于河。”大夏并没有固定的国都，其活动区域主要在陇东、陕北一带。因求婚于秃发氏不从，遂掠南凉。焦朗建议先渡河截其归路，以逸待劳，傉檀不听，尾追至阳武下峡，为勃勃所败。其后义熙五年（409年）“夏王勃勃率骑二万攻秦，掠取平凉杂胡七千余户，进屯依力川。义熙六年（410年）赫连勃勃攻平凉，姚兴救之，击杀其将。义熙十一年（417年）夏赫连建将击秦，执秦平凉太守姚周都，遂克平凉。此后十余年平凉郡为夏据有。
宋元嘉五年（428年），北魏强大，克夏之长安、统万诸城，于安定执夏主赫连昌。赭连定收集大夏余部，奔还平凉，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胜光，故民间至今有皇陵之说。魏将奚斤追击夏赫连定于平凉，至马毛岭，食少无水，夏兵前后夹击，大败魏兵。元嘉七年（430年）魏太武帝入统万城，派兵攻平凉。十一月魏主亲至平凉，夏赫连定将兵二万还救平凉。大败，退屯鹑觚原，魏兵围夏兵数日，夏兵溃败，魏主还围平凉。十二月，夏平凉太守出降，区境入北魏版图。北魏正光五年（524年），莫折念生寇泾州，败魏光禄大夫于平凉东，胡注：“魏置平凉郡，治鹯阴县，有平凉城。”《魏书·地形志》记载亦同，即魏克平凉后复于鹯阴置平凉郡。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区境为西魏辖地。据《元和郡县图志》：会州‘本汉鹯阴县地’条下注：“周太祖为西魏相来巡，会师于此，土人张信罄资飨六军，太祖悦，因命置州，以会为名”。《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一记载：太清二年（543年），“太师泰奉太子巡抚西境，登陇，至原州，北历长城，东趣五原，至蒲州。”另据《北史·周帝纪》记载：废帝二年（553年），“帝勒锐骑三万西逾陇，渡金城河，至姑臧”以事理相推，后一次宇文泰自金城渡河，没有到平凉郡。前一次巡行路线应包括金城郡在内的全部河防郡县，意在安定西界，以平凉郡地改置会州麦田旧址，即月河古城堡，此次可能性为最大。至后周保定二年（562年），会州州治移于鸣沙，平凉郡改归泾州管辖，后又并入原州。
唐高祖武德二年（６１９年），凉州所属各郡归唐版图，以平凉郡之会宁镇置西会州，九年（６２６年）置会宁、乌兰二县，隶关内道。太宗贞观年间，改为粟州，不久又改为会州。玄宗天宝初年，改会宁郡。肃宗乾元初，复称会州。代宗广德后，没于吐蕃。宣宗大中年间一度收复，不久又为番戎所据。
北宋初年，辖境属宋，据明刘耕《重修迭烈逊庙碑记》：迭烈逊“上旧有神宇三楹，曰真武，即卫为会州时所创者。”即指唐、宋会州。太平兴国七年，党项族首领李继棒入朝，其族弟李继迁出奔，“转徙无常，西人多归之，渐以强大。”雍熙二年（984）三月，诱杀都巡检使曹光实于葭芦川。“三月，破会州，焚毁城郭而去。” 给会州城以毁灭性破坏。
北宋仁宋天圣九年（1031年），李元昊继承西夏王位，锐意进取。于景祐元年（1034年）攻占河东兰州等地后即“筑垒戍兵”，景祐五年（1038年）元昊称帝，又于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大败宋军，其后宋夏和约。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宋五路大军攻夏，“九月，李宪收复兰州古城。……十月乙亥，李宪败夏人于屈吴山。……十一月乙丑，李宪败夏人于罗逋川。”李宪率熙河大军攻下兰州、定西，南下会宁由新泉砦西至三场塬、三百户（靖远高湾乡）一带与西夏军队遭遇。“斩获四百级，生擒百人，获牛马羊万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九》）。此后区境一部分为宋属地，一部分为西夏属地。正是在这一年，“李宪总兵东上平夏，入于高川石峡，进至屈吴山，营打罗城，与夏人遇，败之。”（《宋史•李宪传》）。又《宋史•郭成传》：“泾原钤辖郭成奉命筑绥戎（海原关桥堡）、怀戎（打拉池）二堡”。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六月，熙河第八将兼怀戎堡事武骑尉张安泰撰《建设怀戎堡碑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壬午岁，承朝旨筑打绳川，熙河帅姚雄驻兵会州，打绳川赐名怀戎堡。”宋与西夏边界，多处于拉锯状态，在这段时间，大体上以旱坪川南沿至打拉池以北为界。哲宗元符二年，始筑会州城于今靖远城，辖敷川县，怀戎堡、水泉堡等八关堡寨，属秦凤路。据《大金吊伐录》卷四“与楚计会陕西地方”记载：天会五年（1128年）
又据《宋史•地理志》载“怀戎堡，崇宁二年筑（1103年），属秦凤路。”其年“诏别建熙河兰会路措置边事司。”筑怀戎堡即措置边事的具体内容，赐名怀戎，取感怀西夏使之降服之意。怀戎堡“北至柔狼山界堠四十里，与西夏西寿监军对境。”今打拉池东北四十里仍有狼山之名，界堠遗址尚存，即古柔狼山地。同年，改为敷文，州县治仍在一处，隶泾原路。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会州陷于金。孝宗乾道八年，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改敷文县为保川县，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西夏神宗光定十年（1220年）会州陷于西夏，区境为西夏属地。西夏末主宝义二年（1227年），元兵攻陷中兴府，西夏遂亡。元世祖至元十年（1270年）并西宁县（今会宁）入会州，属陕西行省巩昌府，区境为元属地。
明洪武三年（1370年），废会州，设迭烈逊巡检司，归固原州管辖。宣德七年（1432年）五月，恢复“黄河迭烈逊”道路（即唐以前的原州至凉州路），以调运关中粮食至河西走廊，较原走六盘山蝎蜇岭路平坦径直，且近500余里。《明史•地理志》：“靖虏卫正统二年（1437年）以古会州地置，属陕西都司。”卫地即今靖远县城。修筑靖虏卫“工竣，即以（房）贵守备靖虏。贵任事后，历览山川形势，筑墩堠，相度土地，修公廨、学校以及庙坛、仓库、驿站，区划尽善。”卫设兵粮（备）道，领靖远、会宁、通渭三县。迭烈逊巡检司亦改由靖虏卫管辖。成化九年（1473年），重修打拉池城堡。次年移迭烈逊巡检司驻打拉池。”成化十年（1474年）正月，因延馁、甘肃、宁夏三边镇抚不相统一，经阁僚集议，决定在固原设立总制府，控制延馁、甘肃、宁夏等三边军务，王越总制三边，总兵、巡抚以下均听其节制。弘治十八年（1505年），陕西镇总兵移驻固原，又称固原总兵。初领卫2（固原、靖虏）所4营2堡15、马步官军28830员，马8673匹。
清统一中国后，顺治元年（1644年）改靖虏卫为靖远卫。康熙二年（1663年）裁兵粮道，归陇右道，改副总兵为副将，设协镇府。雍正三年（1725年）陕西裁行都指挥使，靖远卫隶巩昌府。八年（730年）改靖远卫为靖远县，区境属靖远县。高宗乾隆三年（1738年）靖远县隶兰州府。当时靖远县下属三滩、五原、十五堡、八寨、一营、四十八屯。属区境的有十五堡之中的打拉池堡、水泉堡；八寨之中的苦水寨。同治十二年（1870年）左宗棠奏盐茶固原“地址辽阔，政令难行，宜分别升裁，添设县治，以便控御而资治理，”“於盐茶同知辖境迤西打拉池地方设县丞一员，划分界址，将所辖命盗词讼、钱粮赋税由县丞勘验征收，统归固原直隶州管辖，庶弹压抚绥，均可就近治理，而政教宣达，戎政秩然，荒边长治久安之策，无以逾此。”闰
疆界：东至石桥关65里，与海城县相界。西至红山寺5里，与会宁县比邻。南至砂河5里，与会宁县接壤。北至侯家山下70里。与中卫县为界。东西广70里，南北长75里。
依左宗棠奏界：自南而西，宜由石圈山曲木山（即屈吴山）杨梢庄分界。自西而北，拟由黄土岘，周、贺家地，地窨子沟分界，向系会宁管辖。东自蒿子川、三岔沟、高岘分界，向系盐茶、靖远管辖。南北自炭山沟至曲木山约130里，东西自高岘至杨梢庄约60里，计四围约230里。后划分实界，小水、杨梢等地仍隶会宁，毛卜拉、打拉池以东靖远飞地划入打拉池县丞。
户口：打拉池县丞属居民502户，人口3076人，其中男：成人984人，未成人705人。女：成人804人，未成人583人。
俸银：县丞一员，岁支俸银400两。县丞属门子、马夫各1名，皂隶6名，岁支银48两。打拉池、乾盐池二驿站，站夫7名，岁支银76.7两，共支银164.6两。
田赋：拨归打拉池县丞地，更名旧熟二项地二十四顷八十四亩，额征正项银一十八两六钱一分六厘六毫，征正项粮二石四斗。
盐课：拨归打拉池县丞盐引七张，额征正项银一两五钱八厘四毫。据地方文献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因境辖靖远一邑，会宁一邑，海原一邑，设立三邑县。今磁窑沟焦家坟滩碑记上有“三邑县”之称，民间所传，非为无据。至宣统三年，撤消县制，设警查所。
民国六年（1219年），撤销打拉池县丞，区境归靖远县。民国十五年（1926年），靖远县分东、西、南、北、中五区。即东区：打拉池、乾盐池、万家水、刘家井、种田沟、焦家山、赵家崖、吴家庄、上下汉岔、圈黄湾、甜水井。
北区：吴家川、西岔、黄草梁、曾家湾、尾泉、一条山、大小芦塘、五佛寺、陡城、水泉、黄湾、马缠堡各村、石门川、哈思堡、发裕堡、永安堡、大庙堡、芦沟堡、苦水堡、大小红沟、兴堡子川。
1949年建国后，全县设7区69乡（厢）：区境属2区辖乡有：黄屈、中和、共和、种田、新泉；属3区辖乡有：陡城、黄湾、水泉。
1961年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后，区境有共和、种田、宝积、水泉等公社。随后为调整社队规模，种田划为种田、复兴。同年12月，共和分为共和、中和。
1965年10月，恢复宝积镇。
（出自《平川史话》主编李翔凌 副主编陈永红）
野麻及白杨林黄河岩画
刘再明
野麻黄河岩画位于黄河红山峡谷西岸，米家山脉大浪山东麓，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野麻村境内，东距水泉镇水泉村（国道109线）15公里，南距红山峡口黄湾下村8公里。岩体为红砂岩，面南背北，势随山坡，与山体间有裂缝；岩面约成平行四边行状，高
岩画共有图像24幅，其中人体像10幅，人头像5幅，动物像8幅，器物像1幅，另有磨迹1处。整幅画看似零乱，但析其内容，可分为家庭图、狩猎图、农耕图三部分。
家庭图。该图位于画面的左上方，由6幅人体像组成。图核心为一男性，人体刻画完整，头部硕大，躯体细小，四肢成线，平顶，高竖三根平行头饰，眉鼻连刻成“T”字型，背角眼，躯干敲凿成长三角形，右臂伸张上扬持物，或弓或杖，左臂弯向腰，或抽箭或插腰，该男人抽箭搭弓或持杖而立，身材魁梧，形象威严，呈王者风范，推断此人为家长或族长或部落首领人物。男子右有上下二人，上者体小，磨刻成形，头部浑圆，腹部肥大饱满有坠感，手臂平展，下肢分叉；下者体大，划刻成形，圆头，敲凿嘴眼，两耳成像远，胸腹圆大，下肢分叉，两人应为女性。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上下两人，划刻，头部均成倒三角形，头面无器官，躯干成线，无上肢，下肢短小，应为俩小孩。男子左上方一人，如线拽气球，圆头，双眼、鼻、嘴磨刻连成“工”字型，头像感观良好。该图计一男性，两女性，三孩童，共六人，好似一夫两妻妾三小孩一家人。
狩猎图。该部共有9幅图像，其中动物像5幅，人体像2幅，人头像2幅。五只动物三左两右，对头，磨刻，左三只动物体型小，似羊只；右上一只动物头有大角，长尾，似鹿类；右下只动物体躯较大，前肢短小，脖颈长伸，似奔跑中的鹿类。动物群的右侧并立俩人，划刻，头大躯小、短四肢，位左者圆头硕大，高竖三根平行头饰，前额有下弧线发际，阴刻双眼，眶大仁小，点状鼻，刻大口嘴，无耳；位右者较小，方头，天际眼，点嘴，两耳平凸，倒八字头饰，两人右手均持物，似弓；方头人上方一头像，圆面、凿眼、嘴、倒八字头饰。动物群左上有一头像，方头，凿点状眼、嘴，倒八字头饰，饰物顶端凿成球状，似太空人。该图中，狩猎者对动物群成包围之势，动物已有察觉，右上那只鹿成急走状，右下那只鹿成惊跑状。
农耕图。位于画面的右下部，该图共有9个图像，其中动物像3幅，人体像2幅，人头像3幅，器物像1幅。该图核心是三只动物像，磨刻，位置上下排列，整齐划一，动物头部高扬，四肢蹬劲，尾巴后展有力，阳具硕大，应为骡马类，为忙耕中的畜力体态，其形紧凑，体态矫健，走姿有力。骡马后紧跟一人，磨刻躯体，右手扬起似持鞭，左手后伸似扶犁。该人头上一方头像，凿眼嘴，倒八字头饰；动物图上方一椭圆头像，面似瘦猴，两耳位低、眼、鼻、嘴、耳连成“￥”字形，倒八字头饰。该图右上位立一人，阴刻躯体，两臂平伸，左手持物，呈拉弓状，腰系尾饰，阳具明显；该人右下一方头像，直立两根头饰，凿双眼，立眉连天孔鼻。三只骡马头部位置下，有凿痕，因碱蚀严重，保留面小，疑为同类骡马头顶部，整个画面的右上位有一长柄斧状物。
岩画是人类绘画的萌芽状态。信手涂鸦乃人之天性，三五岁孩童，总爱捡拾木棍、石块、笔类或用手指在地上墙面涂抹，有小孩之家，墙壁多有其作品。岁至成年，信手规范于意识，就成了创作。今人如此，古人亦之。或凿刻或磨绘于岩石，则称之为岩画。岩画多以人、畜、禽、兽、物等为内容表达先民狩猎、游牧、农耕、战争、生殖及图腾崇拜等生活印迹及信仰，以可读可解的图形或奇异神幻的符号凝结先民对历史、人生、世界、审美、理想、未知的认知，是人类原生态文化的写真，记载了文化的起源。
野麻黄河岩画是典型的北方类。一、岩画中有人物、头面、畜、兽、器物等图案，描述了先民生活生产、农耕狩猎等情景。狩猎的方式是设陷引诱、群体围攻、棍石刺打；画中雄性（人、畜）阳具硕大有力，女性胸腹饱满下坠，取生殖崇拜、人畜兴旺之意。整幅画面蕴含蛮荒时代，先民们辛勤劳作，战天斗地，祈求物产丰富、家庭（族）长久传承的美好愿望。二、画面技法分凿、磨、刻三种。八只畜兽及两个女性、一件器物图凿磨而成，雄浑纵劲、厚重敦实，凿磨长于体现女性生殖旺盛、畜兽躯体肥壮；其余人体、头面均刻划而成，如四肢成线，头面或方、圆或猴面、三角，五官或“工、￥”字或缺，躯体比例不协调，意像不统一，简勾躯廓，粗犷古拙。三、画面中有农耕图一幅，农耕图在北方类岩画中未见记录，该图中前三畜并列，后一人持鞭扶犁，是北方地区典型的“二牛抬杠”春耕秋犁图。南方地区常见“二牛（水牛）抬杠”深翻水田；北方地区使役骡马耕犁田地，春耕秋犁，两畜一架，如使役驴力或骡马体弱时，须两头并一头，方可均力。岩画中所述是之。艺术创作有时代性，即某一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意识形态一侧面的艺术再现，同样野麻黄河岩画是先民自身生活、生产情景的真实纪录，画面中男性位置突出，雄性（人、畜）阳具硕大，表明男性社会地位高，父系氏族社会是其社会形态；狩猎图、农耕图表明狩猎与农耕并举是其经济形式。这幅岩画可解为早期先民一农牧结合家庭生活的全部写真，一夫两妻妾多个子女，一家人忙时农耕，闲时狩猎，家庭稳定，自给自足，这或许就是先民理想中的小康生活之规划。
岩画处是先民候牧群、待狩猎的憩息处，岩画为其牧遐所刻。岩画所在为米家山系大浪山主峰，山高峻险，数十公里外可见，进入大浪山则是广阔的土山丘陵地带。
据《靖远新志》载，“寿禄山起伏至黄河之西为米家山，人言山中多野兽可猎食。自西番窑、曾家湾、尾泉、脑泉、大石岘以及野马滩、尾川口皆属米家山脉。”野麻滩原野马滩，即野马出没之地，明以后，黄河两岸种植贲麻，野马绝迹，野麻丛生，野马转字野麻。出野麻村，逆水南行约
岩画处河床窄便道小，上世纪八十年代仅可通行架子车，九十年代后可通行小货车，且时常断路；可知，先民时期，雨水丰，河水大，岩画处无有路径，或可行单人及禽兽。自岩画处逆水南行约千米，河西有一河沟，名石阶沟，沟口平坦宽大，可出入大浪山；沟口与岩画之间，河床裸露名胀水滩，长五、六百米，宽处近百米，皆黄土，西峭壁百米。早期该地人口稀少，先民将牧群驱赶进山，任其游食，人不跟群，仅于牧群出石阶沟饮河水处查点，名“打野”；现时，野麻村牧羊之家仍有这种习惯。再者，石阶沟沟口、胀水滩处夏季一汪泥潭，冬季冰封一片，常有禽兽嬉戏或饮水身陷其中，只待缚擒。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曾耳闻当地一村民言其在冰面擒获行走不得的石羊四只。岩画所在岩面上方楔眼，可楔入木棍作横梁，两边八字搭架，覆以枝叶，压以河泥，成人字棚，背风向阳，冬暖夏凉，山高好指认，先民在此候牧群，待狩猎，闲遐作画。
关于野麻岩画的创作时代，本文依其表述的经济形式、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地理等三方面浅作揣测，与马家窑文化同期，估其凿刻于公元前3300前－前2050年，最迟不晚于齐家文化早期即公元前2000年。
白杨林黄河岩画地处红山峡谷东岸,韦精山西麓,水泉镇野麻村白杨林社。岩画刻于河边一山脊崖面上,崖前空旷宽阔。山体为红砂岩,经千年风雨,分崩离析,似乱石堆砌。崖面为自然断面,坐东向西;岩石中间横向断裂,保留部分成长条状;画面南高北低,左上部破损严重。
岩画共有图像23幅,其中半身人体像1幅、人头像2幅、手印4幅、动物像7幅、鱼尾3幅、器物像3幅,其他构图3幅。依画面中间一半身人体像,将整幅画面分左、右两部分。
左半部画面有图14幅,其中动物像3幅、人头像2幅、手印2幅、鱼尾2幅、器物像3幅,其他构图3幅。画面偏左位置刻一雄性动物,似狗,无头,体瘦,阳具明显,四肢修长,前肢后曲,后肢前弓,膝爪形态自然,呈几案状,似在行走。狗背上磨刻一竹筐状器物,筐口大底小,筐体有磨痕,筐口刻成椭圆形,画面有立体感。筐搁在几案上,用作盛物器具,似乎在行某种“礼仪”。筐上部刻两个同心圆,外圆很大,内圆较小,两圆之间有磨痕,显得光滑整洁。两个圆似为中间有孔的圆片状器物,应为一玉瑗。狗左下为一猪,躯体刻成长椭圆状;头颈处有刻痕,未成图;背部刻一竖线,为箭杆或箸筷;前肢前伸。猪前划一竖线,线左岩面残损,线上端左拐,线中间处向右有方形凸出,方凸接猪头颈部,应为一牢宰,方凸为圈门。狗的右下方,与猪等高处有一山羊,头顶部有犄角,背微凸,臀部呈直角状,背插箸筷或箭杆,短尾上翘,腹线以下岩石残缺。羊右并列四个图案,第一个图案是一个圆圈,似一个未完成的人头像。第二、四为两个人头像上半部,刻出眼眶,点窝状眼,额头凿一点,秃顶,顶上刻一竖线。两头像狰狞恐怖,形似骷髅。当为人头祭,头顶竖线是箸筷。第三个图案是线条构图,下似方块,上接半圆,如挂锁。玉瑗右侧一字排列五幅图像,一、三为手印,二、五为鱼尾。手印五指健全,构图合理;鱼尾直立,尾鳍宽大,左为弧线构图,右为直线构图。第四幅图案似手,又似一棵草。后三个图案下半部残缺。
右半部画面有图8幅,其中畜体像4像、手印2幅、器物像1幅、鱼尾1幅。画面中间位置,左刻一肥美的绵羊,右刻一巨大的鱼尾。绵羊高扬头,上、下颌刻线明显,凿点状眼,大犄角下弯转向前。绵羊脖颈粗壮,胸阔肩厚,前躯饱满,体躯修长,臀部尖瘦,前肢粗短,后肢成钉形,呈下行姿势。鱼尾直立,平面构图,对称合理。鳍梢展幅大,鳍纹清晰,磨痕虏深。鳍根右侧有两条横向刻线,相交,似打结提系之用。鱼尾右有一手印。绵羊腹下一手印,手印下刻一山羊,头颈部漫漶不清,有划痕。山羊平背,臀部直角状,短尾上翘,腹部弧线清楚,四肢处岩石残损。绵羊左下侧刻一长椭圆,形如冬瓜,与山羊等高,左接一大方框,当为一豕圈舍。绵羊和鱼尾之间靠下凿一盆钵,盆内凿有竖线。盆钵敞口有沿,右有提耳,左有流口,竖线当为搁置在盆内的箸筷或调羹。绵羊背上部凿刻一羊,画面很小,头高扬,前蹄腾空,似一奔跑中的羔羊。
画面中间残损严重,刻一蚂蚁状半身人体像。圆头,面无器官,颈、躯干、臂刻成粗线状。一臂插腰,一臂仅存肩至肘部,臂势也似插腰。头顶有两根头饰,左根上扬,梢尖垂折,右根沿头顶弧线向右下抛出。
岩画位于河边山脊崖面上,崖前有两级河台地。通常与祭祀有关的岩画,其前往往有平坦、宽阔的滩地,便于人们举行宗教仪式。白杨林岩画位于韦精山西麓高约
白杨林岩画技法以刻画为主。巫磨刻而成,羔羊敲凿而成,盆钵敲凿出轮廓,其余图像均刻画轮廓成图。整幅画面中,巫的形象协调,其余图像显得笨拙、稚嫩,有粗制滥造之嫌。但岩画内容丰富,构思奇巧。一是祭品丰盛,物牲、人牲、瑞玉、果品、美酒俱备。二是构思巧妙,构图同序。图中狗案“负”笾,设计十分新意。整幅图以巫为中心,分两半,左起为牢圈,圈门有豕,豕后有羊。三是丰富了祭祀类岩画的种类和巫的形象。此幅岩画中,方框(图形不完整)表示圈舍,猪卧圈门,猪刻成冬瓜状;猪后有羊,羊背平直(稍有微凸),臀部近似直角,小尾上翘。图案排序、动物成图程式化程度很明显。综合上述,依据岩画的艺术风格,白杨林黄河岩画是匈奴时期的作品,制作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
总体而言,这是一幅由巫主持的牲玉祀神图。左半部祭品有少牢(一猪、一羊、一狗)、一玉瑗、两髅骷、两鱼尾,加一笾(水果)。右半部祭品有少牢(一猪、三羊)、一鱼尾,加一盆酒水。位于画面中间的巫,两手插腰,跺着脚,摆着头,引导着人们在欢快的节奏中跳着媚神舞。巫戴的头饰欢快地抖动着,左根头饰抖折了饰梢,右根头饰甩得高过头顶。整幅图画场面壮观,气氛热烈。
麦田城与古会州
张明清
秦汉时，鲜卑族游牧于大兴安岭北部一带，其后渐南移。至晋，渐渐在华北、西北建立了割据政权。西晋泰始初，今靖远、榆中一带活动着两支鲜卑秃发（拓跋）氏和乞伏氏。泰始六年（270年），秃发树机能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今靖远县永新乡）。之后攻城掠地，于咸宁五年（279年）正月攻陷凉州，十二月为武威太守马隆“大破”并“斩之”。另一支鲜卑乞伏氏在今榆中一带活动，东晋咸和四年（329年），后赵石勒（羯族）灭前赵刘曜（匈奴），其势汹汹，乞伏氏首领傉大寒“惧而迁于麦田元孤山。”
那末，麦田城在哪里？元孤山在哪里呢？
《水经》云：“河水又东北过安定北界麦田山”，郦道元（470-527）《水经注》在此句下记述了今靖远县城西的祖厉川水后云：“河水又东北迳麦田城西，又北与麦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北迳麦田山西谷，山在安定（郡名，治所在今固原）西北六百四十里”。《洪亮吉志》、《乾隆图志》、《甘肃通志》等籍皆记麦田水在靖远县北，出麦田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靖远县志（康熙）》曾记有这样一句话：“北有故麦田城”。修纂于1945年的《靖远县新志》：“自水泉象鼻岘为过峡山脉，分为二支，一支西南循旱坪川而至无孤山，麦田水出于山下，山麓为乞伏之麦田古城。”也就是说这座古城在旱坪川西南边。
目前地方史学界较为普遍的说法是：麦田城就是旱坪川上的鹯阴城。
的确，各籍所述之水，与旱平川新墩鹯阴古城北之沙河入黄河及黄河过陡城的走向完全吻合，故直至目前，所有书籍文章皆以鹯阴城为麦田城。甚至有史籍与辞书说麦田城即陡城堡，这却是个误导，因为倘如是说，“麦田泉水”就是出陡城古堡西南，而不是《水经注》所记“出城西北”后“西南流，注于河”了，且陡城城堡为明时所筑，史籍记述得非常清楚。也有人说，所谓麦田城系位于麦田之地的城，是新墩两座古城的统称，可鲜卑乞伏氏占这一带时，此处尚未设平凉郡治，仅一座鹯阴城，故此说无据。遂又说可能鲜卑乞伏占据此地时蓄意不用鹯阴之名，致史籍以鲜卑语“麦田”记之，等等。
笔者曾根据《水经注》推测，麦田古城应在鹯阴古城西边、陡城村南边的牙沟水村临河处，此处方位才吻合《水经注》所述。
在旱坪川西南沿，牙沟水村南境之地有居民点名月河，位在鹯阴古城南的滋泥水沙河河口，《靖远县志》称月河为“边防要路”之一，靖远县城与月河恰在同一河谷盆地的南北两边，中间是四五十里长的一湾平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到靖远县城读书步行路经此地，看到沙河南北两岸的平台上矗立着南北走向的近百米长，七、八米高，顶宽在三四米的古城墙，显得很是雄伟。当时就产生疑问并存储脑际数十年之久：就其形制而论，若是长城，左近皆看不出延展痕迹，缘何仅在此沙河的南北两边各有一段？若是城墙，难道当时其城建在沙河之上？
明代时，沿黄河筑有很多烽火台和一段一段的边墙。月河北山西端的黄河边，有座石崖名叫虎头嘴，距此古城墙遗址处有一千五百多米。三十年前，人们看到的虎头嘴仍如猛虎张口迎向黄河，其高度是现在的一倍半，虎头嘴顶上筑有一座烽火台。虎头嘴东，也就是月河北山下，也曾发现数十米古边墙，墙基宽
在月河故城遗址的南面有一座山，东西走向，东高西低。山上曾有面积约一亩多地大的古堡，人们能说得上的是这里曾住过人家，现此处仅留一平台，痕迹尚在。山的南侧十分陡峭，远远看去像一堵城墙，山的下半部坚硬陡峭，是自然形成，上半部是黄土，坡度陡峻，但不见夯筑痕迹，笔者反复考察，觉得存在人工削凿过的可能，因为明代沿黄河修造的边墙具有一个特点：就山取势，削山为墙。如果把这一带的痕迹总的看成明代河防的一道边墙，虎头嘴东的月河村落边有一段，此山也应是一段，极有可能沙河中的古城残墙也被用做了其中的一段，这样，在月河沙河的南北就都有了明代边墙，虽不连贯不完善，但也能说是“边防要路”的设施。
如果明代曾利用古墙作为边墙中的一段，这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古城墙就是明代筑边墙时筑的。笔者在考察时，当地也有人坚持说这段古墙是秦始皇所筑，理由就是沙河两侧的古城墙的确高大雄伟。
关于秦朝在西北沿黄河修筑长城，史学界有人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也就是说秦时自榆中沿黄河往东筑长城直至阴山一带。月河地处黄河东岸，又是边防要路，如果《史记》的记载是真实的，那月河的这段古城墙就极有可能是秦长城的一段。
笔者数到其地勘察，最终认定沙河城墙遗址是古老得多的古城墙，只可惜三十年以来村民平地建房已将城墙遗址大量挖毁，今沙河北岸仅留长不足
经多次与当地人士交谈，并以所留城墙之底基为当年地表反复察看周边地貌后，渐渐看出，当年沙河在城北山下，今虽已变为农田，其痕迹尚存，约数
不知何年何月洪水壅塞北山下沙河故道，拦腰洞开城墙，纵贯城之东西，沙河即改道从城中冲出，千多年间地面已被刷深数米，大部城墙已无踪迹，偌大古城仅有两段残墙存留在今之沙河两岸，近代现代人能见到的仅此而已，《靖远县新志》中有一句“麦田城有二，一在南山，一在北山”，当系此实状的记述。此遗迹地处荒僻，交通偏背，古迹考证者及方志编写者多不涉足于此，故不曾引起足够注意。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鲜见，前面说到的故祖厉城的湮灭即为一例。再如，以前属靖远县西乡的今景泰县中泉乡西番窑，有城堡名安靖堡，后改名靖安堡，在清代曾是有名的防御城堡。1956年一场大洪水，城堡被冲得痕迹不留，现在能看到的就是一条宽宽的沙河。再过数十年，老辈人渐渐离去后，大概就很少有人能知道那儿曾有过一座城堡。
《水经注》有一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对临河或临水城堡的记述，皆以黄河为基点。月河河口黄河的流向，“大泉”入黄河的流向，皆与《水经注》对麦田城方位描述完全相同。两相比较，鹯阴古城距黄河尚有五、六里远，而月河遗址临河咫尺，更符合《水经注》以黄河为基点先看到城，次见泉水从城西北流出后向西南流去并注入黄河的方位，故月河的“堡子院”才是麦田古城遗址处。
《乾隆图志》麦田水条下：“今名亥拉河，在县北，西流入河”。《甘肃通志》麦田水条下：“出麦田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同时明确记述麦田水不是陡城水，也不是红柳泉，更不是法泉水，而除陡城外，周边诸沙河西入黄河处均无古城遗址，即使有（如陡城），也不符合《水经注》的记载。亥拉河是否麦田水，尚需进一步考证，但古麦田泉水，就只能是月河堡子院古城遗址沙河边的泉水。
哪座山是元孤山？我们注意到了，《晋书·载记》中的原文是乞伏氏首领傉大寒“惧而迁于麦田元孤山”，显然麦田是一个大的地域，元孤山是麦田域内的一处山，《晋书》中“惧而迁于麦田元孤山”的实义应该是乞伏氏转移到了麦田地域内的元孤山一带。《晋书》没有提到麦田城，麦田城之名是《水经注》中出现的。
据甘肃地方史志学者推论，麦田山今名哈思山，麦田其地即今哈思山以南黄河流域，其实就是旱坪川周边一带。那末，元孤山在哪儿？
古人记述地理，有一个习惯，就是选择相对高大的山来代指一处地方。笔者推想，元孤山可能是滋泥水沙河上游十数里的尖山山脉，尖山山脉巍然耸立于旱平川的东面和北面，比月河河口周围的山要高大许多。历代靖远县诸志有一个颇令人费解之处，即对全县大小山脉几乎记载无遗，却对耸立在县城北面海拔两千多米且非常醒目的水泉尖山不做记述，《靖远县新志》虽确认了麦田城的方位，但也未对水泉尖山做详细记述，这就使我们有了把水泉尖山与古名元孤山联系起来的空间。
但《靖远县新志》述：“西南循旱平川而至无孤山”，即元孤山就在月河河口，那就应该是位于古麦田城西、耸立于黄河东岸的虎头嘴山。“元孤”，可能也是古代某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古籍上有把与虎头嘴连为一体的月河北山称为“巴宁原”或“比娘原”的记载，这地名有可能与元孤山有关。按《靖远县新志》的这一说法，那麦田山就应该是古名喀拉山今人所称的尖山了。
对于古麦田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史籍上只要提到，都说是在靖远县北或东北，《靖远县新志》指出在旱坪川西南，也指出了“麦田城有二，一在南山，一在北山”，但这一句却和陡城写在一起。陡城古城堡的地理环境不具有麦田城的特征，而且其对面（南面）的牙沟水山巅没有古遗址，所以，我们能感觉到《靖远县新志》的编撰者收集到了关于麦田城的一些资料，但尚未完全厘清，就都记录在册了。
在旱坪川西沿的河边上,还有一座古城堡的地理特点与《水经注》所记麦田城非常相像，这就是位于黄湾中村的迭烈逊古城堡。黄湾中村的黄河渡口，历史非常悠久，可此地直至西夏而后史书上方有明确记载。此地有汉、唐、宋（西夏）、明数代古城遗址，出土古墓很多，文物部门只做过汉墓鉴定，对其他出土的古墓并未再作过鉴定，故难以用实证把这里的悠久历史表述出来。西夏与明代所筑迭烈逊古城堡就临河，也在河东岸，有眼泉水，也出城堡山下的西北。对于麦田城，《水经注》只是依黄河的方位做了记述，给后人考证提供的条件非常有限。之所以应引起注意的是迭烈逊古城比月河古城更接近史地学者认为的古名麦田山的哈思山，几乎可以说就在哈思山脚下，而离尖山也近。而且迭烈逊北面十多公里有一处地方名元屯（洞），有泉水有耕地，众山奇峰峻秀，鬼斧神工。这“元屯”之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晋书》中的“麦田元孤山”，元孤山是否指古麦田山下这一片连绵的群山呢？也值得思考。迭烈逊古城周边的这些条件，很容易让人认定此地才是麦田城。
但是，黄河自靖远城北而下，东北流数里，自三合村北流，至月河河口北流而略偏西，经黄湾中村，至黄湾下村迎面与大山相撞，突然拐弯由红山峡上峡口向西流一段，又西北流去。红山峡就是《水经注》中的“麦田山西谷”。黄河自月河河口西北方向流有百多公里后才转而东北流，而《水经注》中以“河水又东北迳麦田山西谷”将这一段黄河一笔带过了，而在“麦田山西谷”以下，以“又东北迳于黑城北，又东北高平川水注之”，连续出现的都是“又东北”。高平川水即今宁夏境内之清水河，《水经注》中记录高平川水的文字是记录祖厉川水和麦田泉水文字总和的六倍之多，详细倍加。以《水经注》的写作习惯，如果麦田城在黄湾的迭烈逊故城，著作者不会不知道黄河自此大幅度转向西北流，也不会不记录这一段西北流向的黄河。
更重要的是，笔者在考察访问时，当地人只知道这眼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水的，水的来源与黄河提灌农田渗水有关，没有人知道此前这里是否有泉水流出，这就无法认定黄湾古城与古麦田城有任何关系了。
至于会州据《元和郡县志》载,宇文泰为西魏相时，于大统十四年（548年）奉太子率兵西巡，会师于鹯阴，土人张信罄资飨六军，宇文泰大悦，以会为名置会州。
与麦田城一样，直至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所有资料包括地方志和省级、国家级历史地理辞典，大都将旱坪川的数座古城作为一城述说，故认为古平凉郡治和古会州州治都是鹯阴城。
会州置于南北朝时西魏割据之时，存在千多年间不少时段处于中央政权与割据政权争夺之中，侨治移置都曾出现，故关于会州州治之争，在地方史学界一直不止。《元和郡县图志》云：会州，本汉鹯阴县地。若其义可理解为“州治即鹯阴城”，当然也可理解为“州治在鹯阴县境内”。笔者认为，西魏在鹯阴地初置会州，既不在鹯阴城，也不在新墩西城，而在鹯阴县境内的麦田城即月河古城。
《元和郡县志·会州》：“黄河堰，开元七年（719年）河水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此段史实即可断定会州州治不可能在远距黄河的鹯阴城。遂又有地方史地学者又据此认为，上述“拔河水”工程只能发生在今靖远县城，故认为唐代时会州即已移至今靖远县城。
但笔者却觉得不确。《靖远县新志》：“（宋）元符二年秋八月，初城会州”，明确记载这一年才在今靖远城址筑造会州城。兰州大学教授
史籍中“拔河水”，民众劳动中谓之“拨水”，即用人力顺流改变渠道、河道甚至洪水沙河的河道位置或水流走向。《辞源》“堰，挡水的低壩”，黄河边有村有田的地方都有黄河堰这种治水工程，其作用不仅是挡水，更主要的是“拔河水”，民间将“壩”音转为“摆”， “摆”字对其功能的描述更为形象。上述“会州黄河堰”引文的实义应该是：唐开元七年，黄河洪水泛滥，位于河东岸的会州城前吃紧。刺史安敬忠率团练治洪，大约在今红柳泉左近的沙河口筑坝，将主河道“挺”向西，致河水主流倾向河渚西侧，绕开月河北山虎头嘴而“西北流”，以减轻会州城前的压力。从中国治水史来看，黄河堰不一定是安敬忠首创，但安敬忠此举功德不小。
北宋初年，党项夏主附宋，其族弟李继迁（西夏李元昊之祖父）愤而自立，公元985年攻占会州，焚毁其城。元符元年（1098年）宋收复会州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对重筑会州城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五一零卷：“元符二年五月甲辰（初二），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孙路言，钤辖王愍踏逐会州西地名巴宁会，地形高爽，土脉坚润，比之古会州更险要。臣欲躬亲按视，进筑新城。”
五一一卷：“六月庚辰，诏孙路筑会州城，更切相度委是地形，便有水泉，经久可以守卫，计从长施行。”
《长编》五一二卷：“元符二年七月，熙河路经略司言，会州去大河不远，与兰州事体一般，可系桥于河上，建立关城，实为经久之利。”这些记述是说，宋朝从西夏手中将会州收复，归熙河兰会路管辖。因古会州城被毁，地方军政官员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古会州西有一高地名巴宁会，遂奏报朝廷欲将会州移筑于此，朝廷批复要求详察，若下有泉水，则更有利于长久守卫。后来官员又想在此系桥建关。但筑城之事后因青唐战事暂停。
五一四卷“元符二年八月壬申，诏修复会州，差秦州刺史知镇戎军姚雄知会州，充熙河兰会路兵马都监”。时苗履为熙河兰会路钤辖知兰州。“甲戌，苗履已进会州进筑。”“八月辛巳，苗履言：进筑会州城于会州川口，兴工三日，孙路移文于巴宁原进筑，而巴宁原地形险恶枯燥，不可建州，履不敢从。”会州川口即今靖远城附近。孙路认为应在古会州西的巴宁会筑城，但苗履改变了在巴宁会新筑会州的计划，选址于今靖远县城，并且置熙河兰会路原经略使孙路的拦拒于不顾，且向朝廷奏报了理由。
八月甲午，苗履奏：“会州去河三百余步，矢石不及，不可系桥，河中有滩碛，自中滩至河北五里悬崖陡岸，无可置关处。”
苗履这段话中会州的地理特点，与故会州的地形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但仔细推敲，指的却应该是新筑的会州。苗履所筑宋会州是今靖远县城的前身，其时祖厉河流经城北，再北才是黄河，黄河北岸是糜滩河阶平原，往西数里确实是“悬崖陡岸”。这“自中滩至河北五里悬崖陡岸”是区别古会州与新会州地理特征的关键，月河古会州的河中滩碛，距岸边悬崖没有五里。
问题是这样的地形为什么“无可置关处”？这样的地形不能系桥建关，那什么样的地形可系桥建关呢？
此前，熙河兰会路刚刚扩筑了兰州城，并在兰州黄河上系桥，在北岸建关。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能理解熙河路经略司“（故）会州城去大河不远，与兰州事体一般，可系桥于河，外建立关城”的含义：兰州紧临黄河，河北岸紧临高山，故古会州的黄河一侧也应有高山或山崖，这样才算得“事体一般”，才“可系桥于河，外建立关城”。西夏光定年间，在旱坪川西沿的迭烈逊（黄湾）曾建有索桥，迭烈逊的河岸一边也是高山悬崖。可以看出：宋与西夏时期，在黄河这样的大河上系桥，河岸至少有一侧必须有较高山崖，方可扯索搭桥，在桥头建关。苗履说得对，元符二年新筑的会州确实不具有系桥建关的条件，但地处月河的故会州却具有这一条件。
苗履屡屡虽不能执行朝廷旨意，但我们要相信朝廷肯定有人是支持苗履的。五一五卷“九月庚子朔毕工。赐苗履次下银合茶药”。1099年八至九月，两万宋军一个月即筑就新会州城，苗履及其部下还获得了朝廷的奖励。
我们把《续资治通鉴》中宋元符二年进筑新会州的这些文字，与《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中关于安敬忠在会州城前治理黄河的记载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故会州应有这么几个地理特点：
1、故会州在黄河沿上，而且若发大水即可“渐逼州城”；
2、故会州城前黄河一侧有陡峭的山崖；
3、故会州西有一高地，其上可建城。
结合安敬忠能“拔河水向西北流”之地形水势，如果实地去考察，无论持“唐时会州即已移置靖远”说，还是持“唐时会州已移置大坝”说，均无法从靖远和大坝全部找到这些地形特点。而月河沙河口的古城遗址就完全具有以上这些地形特点：
１、距黄河沿非常近，这在古代临河城池中是极少见的；
２、古城西，同在黄河东岸的“虎头嘴”峭拔险峻;
３、“虎头嘴”上即孙路所言“地形高爽，土脉坚润”，而苗履认为“地形险恶枯燥”，古名巴宁原（会）的高地，靖远电厂二期水厂今已耸立其上。宋时如将会州移筑此地，其地形地势更有利于系桥建关，也就更符合熙河路经略司的意图。
据此，宋元符二年以前的故会州就在旱平川南沿的月河河口。
“会州去大河不远，与兰州事体一般，”此句是“唐时会州即已移置靖远”的主要依据，前面我们就其所指已经做了分析，系指兰州和会州两地都地处黄河边，且黄河一侧较高可扯索建桥。其实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得很清楚：“会州，本汉鹯阴县地”，月河河口故城遗址与鹯阴城同在旱坪川南部，确实“本汉鹯阴县地”，而今靖远县城却属汉祖厉县地，故探究十一世纪以前的故会州地时，就毋须首先考虑靖远县城。
综合月河当地人士的陈述，仅近六七十年来黄河也是“面目全非”了：1934年黄河发大水，月河湾有一半河面变成了田地；1980年一场大水，这些良田又变得一片汪洋，我们今天在月河湾看到的景象，就是1980年大水后的留影；而月河湾面对的黄河，三十年前是一主河道一小河道，中间是河渚，后由于红柳泉治水大坝的修筑，河水乖乖地偏西北流淌在一条河道中，另一河道和河渚已连成一片变成了良田。一方面是雨水渐少，一方面是近五六十年的治理，黄河已驯服得多了，它的暴虐、它的恣意妄为已多年不见了。站在古城墙遗址的平地上，我们可以想见，一千多年前，不要仅说月河湾，就是从月河湾上至靖远城的整个河川，当年河床要比现在高，河水要比现在张扬得多，会州古城就筑在脚下这片当年的一级河阶上，是战争的摧毁，是洪水的冲刷，也是黄河泛滥时的扫荡，使得这座古城在千年后留给我们的仅是这番模样，黄河河床刷深了许多，而河面在下降的同时也带走了大半个古城和它所在的地阶。
麦田城为西秦于329年所筑，在二百余年后又曾做过数百年会州州治。而西魏置会州时，郦道元辞世已二十余年，故郦道元考察黄河时见到的就是麦田城。汇集大量资料可以看出，在鹯阴县境内的麦田故城置会州后，历朝历代或废或更或移，大体经过是这样：
宇文泰为西魏相时于大统十四年（548年）置会州，其子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废会州，改为会宁防，移州治于鸣沙（今宁夏境）。隋开皇元年（581年）又改原会州为会宁镇，大业二年（606年）改为凉川县。唐初，会州为薛举所据，以河为界，河西为李轨所据，后李轨占会州，武德二年（619年）李轨为唐所执，唐置西会州于会州故址，贞观八年（634年）改为粟州旋又复为会州。“开元四年（716年）别置凉川县”， 即在会州州治会宁县之外，于旱平川又置一凉川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会州为会宁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会州。
隋唐年间，西北少数民族时动战事，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之后，吐蕃趁机渐占陇右，直至五代，古会州长时间为少数民族割据。宋朝建立后，985年会州被西夏焚毁，1098年宋朝从西夏夺回会州地后，次年在今靖远县城新筑会州，辖境约当今甘肃靖远、定西、会宁等县地。自此会州开始徙移，旱坪川古会州城未再重建，成了废墟。会州故城遗址今已所剩无几，到底是西夏李继迁怀愤太深摧毁得这么彻底，还是千多年间大自然所为，还是屡屡造地所致，尚需继续探究考证。
鸇阴古渡口与北武当山
北武当山位于水泉镇黄湾中村，黄河至此呈一道美丽的“S”曲线环绕山前，入红山峡北流而去，登山远眺，千山万壑环抱簇拥，若大海奔涌，又似群龙遨游，气势雄浑，有四望空阔，心旷神怡之感。
北武当山下的黄河口岸，是自陕西、陇东经固原南部至打拉池，而后过旱坪川通往河西的古丝绸之路要道，历代史书均将迭烈逊列为“边防要路”。西岸有多处以军事名称命名的村名地名，约60多里处有一村庄名西番窑，遗窑上下数层，颇似军事堡垒。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北武当庙宇的历史几乎和古渡口一样悠久。西汉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即在渡口岸边建有庙宇，两千余年间香火不绝如缕，堪称陇右宗教胜地。本来二十八宿中的北方七宿，其形如龟蛇。“玄，龟也；武，蛇也。此本虚、危星形似之”，故称北方七宿为玄武。北武当山体奇特，西面有两条石脊伸向黄河，一似龟首，一似蛇头，竟与玄武图腾相合，形成龟蛇就水的绝妙意蕴。
西夏时，鹯阴渡口更名为迭烈逊，其时迭烈逊及整个会州一带战乱频仍。光定十二年(1222年)西夏在此建造索(莎)桥，筑迭烈逊堡以驻兵。造索桥则两岸必有桥桩，随着河床西移，东岸桩坑已被淹埋，而西面塔儿山 “香炉台”处则有一宽约三尺、长约五尺的石坑，即为当年的桥桩穴。
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王朝在迭烈逊设巡检司戍防，“建置船只索桥，通凉庄路”。宣德七年(1432年)五月，复开平凉府开城县（在今固原南）迭烈逊道路。当时布政司为迭烈逊巡检司“造船八艘，每艘11人持之”，这在当时是规模很大的渡口。
明正统二年（1437年），因沿河一带烽烟不息，“立陕西靖虏卫，隶迭烈逊巡检司”，大力加强行政和军事管理。成化十年（1474年），打拉池渐成防务重镇，遂撤迭烈逊巡检司移驻打拉池。万历年间，沿河防务又趋吃紧，“因（迭烈逊）巡司故址又筑堡摘兵戍守”。迭烈逊城堡最后的旧址即今城隍庙、戏楼所在的平台。史载城周三百五十步，城墙高两丈五尺余，守边墙数十里，与打拉池城堡、陡城堡城、水泉堡城互成犄角之势。
宋、西夏至明，迭烈逊城堡曾不止一次废而复修，城址和规模曾几经变迁。南山今称天神台，山上有古城墙遗址，山南沙沟名城南沟，当为古渡口大道。2004年整修进山大道时，在山下城南沟口今名“象尾”处，挖出城门遗址，地下
鹯阴设县时，古渡口即有玄武庙。其后在隋唐时期更有所增益，明代记载迭烈逊真武庙“卫为会州时所创”。正统二年（1437年），靖虏卫指挥使房贵又整葺修建，“有神宇三楹”。巡检司移驻打拉池时，故城“其上建庙”，“旁置有空心楼一座，以资观望”，台东即迭烈逊故城遗址。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固原指挥黄时值，瞻礼神庙时，见“神宇隘陋，不足壮观”，对部下说：“玄武，北方之神，老氏称为元天上帝，曰天曰帝，盖神之至尊之神，必有翼卫侍从及统御指使之神”。遂“继建献殿三楹，殿之东西稍南各建庙庑以居天师、文昌二神，……前建大门，外树坊牌，匾曰‘真武神庙’。庙前西偏建灵官祠，庙后西向又建本境城隍之祠。”可以看出，迭烈逊真武神庙在此时已颇具规模，且有“北武当”之名。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镇守总兵曹世忠又重修北武当，达到庙宇建筑及宗教影响的全盛时期。
北武当黄河西岸，山势险峻，沟壑纵横，塔儿山下车道沟，直通今景泰境内石岘沟、尾泉等地。车道沟内有数处石坎，马踏车碾痕迹至今犹存，并有人工凿路痕迹，可见古人行路的艰难。迭烈逊之所以成为历朝历代不弃不舍、经久不衰的重要渡口，与河西岸这条平缓便捷的天然古道有直接关系。数千年间，古道西风、马嘶驼鸣，有多少达官显贵，富商大贾日夜往来，旌幡相望；而为争夺黄河两岸广袤的土地，又有多少人连年鏖战，血染黄沙。而迭烈逊作为东西交通的重要渡口，一直延续到近现代。1937年兰宁公路在此地设安宁渡口，置4艘单车渡船，后又增加1艘单车、两艘双车渡船。与以往渡河工具皮筏和木船相比，虽先进了许多，但仍为人力掌舵。1947年春，民国政府交通部管理局第七运输处派人从重庆兴华机器造船厂招标，请匠赴兰造船，造出4艘机器拖轮，使用现代机器轮渡，安宁渡口一直服务到1960年前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即在迭烈逊古渡设立水文观测站。水文站始用羊皮筏，后用机制扯船，来往于车道沟口的黄河两岸，观测记录流量和泥沙含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水文站又改用铁制扯船，在塔儿山下古索桥桩址处设立自动观测设备，河东岸设立观测控制工作室，化干戈为玉帛，迭烈逊也进入了和谐社会。
今天的迭烈逊，已成为闻名省内外的宗教旅游胜地。自黄河岸边入驮水沟口东进，偏南有一平台，上建五龙殿，五龙殿仿北京故宫保和殿式样，尺寸略小。关于五龙殿的五龙，按神仙传的传说是这样的：在大海的西边有一个净乐国，有一天，善良的善胜皇后正在御花园观景，忽见青天闪开一道口子。众位仙人捧出红彤彤的太阳朝下一扔，一道金光飞到面前，变成一只红果子钻进皇后肚子，于是皇后怀孕了，整整十四个月，到次年三月三日的中午，皇后开始腹痛，只见天地间猛然一亮，皇后左肋便裂开一道大口子，跳出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这就是真武太子。真武太子长大后不乐世务，志在成仙升天，于是进入武当山潜心修行，一晃四十二年过去。这一年的
过二天门天桥入门厅即进入高台上的四合大院，门厅两侧建有厢房，东厢房上建钟楼，西厢房上建鼓楼。后因地震，两楼均废，大钟移至大殿东廊下。院北为真武大殿，东面是财神殿，西面是娘娘殿，与大殿对面而立的是灵官殿。灵宫殿正对门厅，殿体较小。真武大殿为歇山式重檐仿故宫建筑，雄伟壮观，气势夺人。殿内上坐真武大帝，披发，黑衣，仗剑，踏龟蛇，左立周公，右侍桃花，下则有雷震子、杨二郎等六位站帅排列两厢。
北武当庙宇建筑艺术恪守民族传统，其砖木雕刻与彩绘艺术，令人叹为观止。上世纪七十年代用娘娘庙所拆木料建成的戏楼上，至今还可以看到数幅山水人物画，其中一幅是北武当外景图，一幅是篆书对联：“进吾宫阙燃烛点香欲求贤孙孝子，下我灵山从正清心须要广积阴德”。下有行书“民国十四年岁乙丑梅月书于北武当西廊之下，陇东马子祥”。另有村民家珍藏三帧彩绘，其中一帧长约尺余，为一神坐像。两帧宽约2尺，长约3尺，一帧为祖师及站帅全图，一帧为神像，左列鸡首人身，猴首人身，右列马首人身、羊首人身像，色彩鲜明，形象逼真，据传亦为艺人马子祥所绘。
北武当最神奇的还要数钟，民间传说，有一年三月三庙会只见黄河上游漂来一口巨钟，不敲自鸣，声如“迭烈”、“迭烈”，漂到庙前时却盘旋不去，人们抬到钟楼，叩击时声音哀切清亮，同称昆仑神钟，据说是玉皇大帝传令昆仑山上的神仙铸造的，神钟口径7.2尺，上有天书，人莫能识。遗憾的是大炼钢铁时被毁。1985年后重建北武当时，特铸一尊高五尺四寸，径四尺八寸，重3200斤的大钟悬于大殿檐前东侧。
俗话说心诚则灵，在北武当至今流传着清水红莲的故事。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陕西汉中有一位香客，因年过五旬，后继无人，到处求神问药都无济于事。偶尔听人说“迭烈寺”无量祖师威灵感应，求子心切，于是带了银钱和供品，以无限虔诚的心情，不辞山高路远，一心向着“迭烈寺”走来。可是到临近“迭烈寺”不远的三道崾岘时，突然被强盗洗劫一空。香客悲愤交加，欲寻短见。但转眼一看，身旁还留有一口随身带的瓦碗，便走到黄河岸边，盛了满满一碗清水，小心翼翼地端上山寺，缓缓走进祖师大殿，恭恭敬敬地跪下，将水碗敬献在祖师脚下的香案上，双手合十，浑身哆嗦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心中默默祈祷：“祖师爷呀祖师爷，弟子真对不起您，我的心事您是明白的呀！”而后连连叩头。这时，奇迹发生了，只见水碗中忽然长出一朵鲜丽夺目的红莲花！在场的人们禁不住异口同声地喝起彩来，然后全都万分虔诚地跪下来感谢真武大帝的神恩。再说，这位一诚有感的香客沿途乞讨回到家中，不久，年已四十九岁的夫人便生下一位宁馨儿，因为有这段奇缘，便起名“莲生”。莲生资质颖悟，年满二十岁即金榜题名，日后成为朝廷的栋梁之臣。
（出自《平川史话》）
战事频仍的打拉池
屈吴山下的打拉池，是闻名遐迩的历史重镇，早在秦代就安置谪戍，至今还遗有烽火燧台。到了汉代，霍去病第一次追逐匈奴，即翻越屈吴山经罗逋川渡过黄河，并且造苏武庙，建李陵紫碣，设置将台点兵。苏武庙毁于同治兵燹，李陵紫碣也做了寻常百姓的磨刀石，只有遗迹尚存。因此，邑人认为汉苏武牧羊的地方，就是今黄峤乡郎山一带。
《潮音观碑记》记载：“贞观大治，置打绳州府，蒯团造绳，罗逋川易名打绳川”。所谓蒯草就是席笈草，用之打绳，极其坚韧。古丝绸之路上的迭烈逊莎桥所用的绳子，即出自罗逋川的蒯草。因此，有人认为迭烈逊就是蒙语席笈草的意思。旧志记载：“席吉草，丛生，作大科，耐旱，叶似莎草、麦冬苗之类而硬长，中心抽茎作穗，茎高二、三尺，劲勒白滑，可作绳，亦可编笠织席。”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中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之白草正是这种席笈草，白草尚可折断，北风之烈就尽在不言之中。有趣的是《龙凤山道观记》中记述，唐敬德西征时被大河所阻，就请术士卜卦，言子系翁可解，子系乃孙字，立刻传令寻觅，结果找到姓孙的河工，河工献策，用蒯草团绳，牵引河上，浮木为桥，大军顺利过河，上奏太宗后，圣旨命设置州衙，这就是打绳州的来历。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卫国公邓愈在兰州建立浮桥，即镇远桥。两岸各有二根铁柱，直径一尺五寸，长一丈八尺，斜栽入地三分之二，并各栽木柱六根，系铁缆两条，席吉绳数条，俱长一百二十丈，贯穿木船，连为一体，所用的席吉草即由打拉池等地派送。
至乎宋代，打拉池更是位于民族冲突的最前哨。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宋五路大军攻夏，中官李宪统军出熙河，十一月，先后攻夏兵于屈吴山、罗逋川，并驻兵打罗城。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宋复修打罗城，并赐名怀戎堡。到了明代，战事益繁。宣德十年（1435年），蒙古阿鲁台遣轻骑自迭烈逊乘冰渡河，经旱坪川、西格拉滩、打拉池进扰会宁、静宁等地。
成化九年（1473年）秋，蒙古鞑靼部满都鲁汉、癿加思兰率众渡河自青砂岘进扰秦州、陇西、安定、会宁、通渭、伏羌等地。回师途中，遭到明朝军队的打击，这就是在这一年，动议修筑打剌赤堡。
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蒙古鞑靼部数千人踏冰渡河，指挥张世勋率30余卒战于打拉池以北山地，人少不支，且战且退，又于大湾口袭击蒙古兵，为蒙古兵包围，冲锋竟日，矢尽援绝而死。
嘉靖十三年（1534年）秋七月，蒙古吉囊部渡河，由青砂岘进扰安定、会宁、通渭，屠毒特惨。
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十月，蒙古鞑靼部入犯乱麻川、郭城驿，被守备孙月击退。翌年春，又入犯打拉池、红柳泉。
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鞑靼宾兔部由迭烈逊乘冰渡河，入犯郭城驿、白草原。三年秋七月，宾兔由塔儿湾渡河入犯打拉池、神木山、蒯团山，游击哈钦中流矢阵亡，打拉池旧有哈将军战胜脾。
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明末农民起义军“过天星挟九条龙八营掠环县，甘肃兵击败之，西奔兰州、河州，南扰会宁、安定。总督承畴自宁夏檄左光先、柳绍宗合兵击之，追至纥鱼海打喇赤，绝其西奔。”（见于《平寇志》）
在《重纂靖远卫志》记载的“入寇要路”中共有五路，路路都有青砂岘及打拉池，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入寇要路：黑山、急三湾、寺儿沟、哱啰沟、马尾沟、大庙、大口子、沙金坪、碾子沟、南沟、白羊川、红沟、塔儿湾、扯木峡、吊吊坡、红沟口、下硝水、大口子、小口子、哈思吉、红柳滩、野麻滩、旱坪川、陡城沟、月河、三角城、折家园、干沟子、坝口滩、骟马滩、红嘴儿、虎豹坪、营房滩、黑窑洞、苦水湾、李哈剌岘、刘保儿口、迭烈逊口、一碗泉口、红柳泉口、小打卜速、大打卜速、红莽牛口沟。
一路自花马池过边，由锁黄川至打剌赤、青砂岘入犯安、会、临、巩地方。
一路自花马池、梁家泉，由锁黄川、打剌赤、青砂岘入犯安、会。
一路自定边、甘沟、梁家泉、锁黄川、青砂岘入犯安、会、临、巩。花马池兵、打剌赤兵、西（路）游兵、定边兵各趋便路，合靖远兵伏截；大举东环庆兵、固原兵、西兰州、北宁夏中卫兵策应。
一路自塔儿湾乘冰渡河，由锁黄川入犯环、固地方，由青砂岘入犯安、会堡寨。打剌赤兵、西路游兵、干盐池兵、红古城兵、永安堡兵各趋便路，合靖远兵伏截。
一路自迭烈逊、老龙湾乘冰渡河，由旱坪川、白崖子、打剌赤入犯安、会地方。打剌赤兵，西（路）游兵各趋便路，合靖远兵伏截。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哲赫忍耶阿訇，海原人田伍提出“为明心报仇”，“反抗洗剿回民”的口号，以传教方式秘密组织反清活动。他频繁往返海原、区境、靖远等地，具体部署起义事宜。因事泄，陕甘总督和固原提督及时调兵布防。田伍得到消息后，率300余众于
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陕西回民反清军一支白彦虎、冯清厚部到达甘肃。三月，冯清厚部由海原进击打拉池，打拉池近邑各乡团练共议，谋御回军于打拉池城下。糜子滩武生张登榜、万牛儿，东湾武生贺登元、贺庆、团总展麟书，鸭沟水团总黄庆，黄湾团总白正刚，红柳泉师大藏、路学典、展换换，三角城附生金麟，东湾子增生黑明迎，六品军功贾明奎等各带乡勇云集打拉池。各乡武勇皆习武之人，未经战阵，号令不一，均投亲访友就食，不料回军突至。急切之间未易集合，被打得措手不及。团勇三千余人，死伤大半。武生白正刚、张登榜、万牛儿等皆以其超人拳术，奋勇冲杀，最后力竭而死。打拉池人雷浚，岁贡生。咸丰间屡任教职，同治初，辞归家居，被推举为团总。战争爆发后，督励团总，力守堡寨。奈何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四散奔逃。雷浚威武不屈，被回军杀害。红沟人张利，自同治元年起，即领团练保甲千余人协力捍卫。三年冬，回军复攻打拉池，张利率众堵御，恰巧大风猛刮，回军败退。不料，大风忽掉转风头，目不能开，张利居前指挥，鸣角呼杀，终以寡不敌众遇害。红沟人张成英，召集流亡亲族，筑堡以居，全活甚众。兵燹后，乡人以积赋太多，无力可输，张成英捐资代纳，人称“善人”，后年八十三卒。小水团首张元禄拼命杀敌，被左宗棠授予六品军功，功牌至今犹存。同治八年（1869年）
（出自《平川史话》）
军事要冲卧龙山
卧龙山位于平川区宝积乡与靖远县东升乡交界地带，从区政府所在地向东北行约
卧龙山苦水堡曾出土过铜锅、铁枪、箭头和陶瓷制品等宋、金、西夏时期的珍贵文物，最为有名的是在白杨树沟发现的金代铜镜。在白杨树沟山坡的东侧，曾发现一只灰陶罐和两个号状的铜器，后经专家鉴定，认为铜器是古代的军号，“铜号”由中空弯曲的铜管构成，长约
明洪武二年（1369年）征虏大将军徐达在沈儿峪（今定西境内）战役大败元将王保保之后，由于没有彻底摧毁元朝的残余力量，造成大小松山长期被蒙古鞑靼部盘踞的居面，形成了明朝与北元势力在靖远及区境隔黄河对峙的格局。明初以来，河套蒙古鞑靼部多次从老龙湾等处踏冰渡河，经寺儿湾法裕堡、永安堡、芦沟堡，至锁黄川牧马休整后，进犯打拉池、白草原一带。从锁黄川至打拉池只有两条可供人马行走的通道，一条即为经过卧龙山的这条古道，过宝积山等地至打拉池；另一条通道经白崖河、大堡子沟向北，过苍龙山东南古堡即可达青砂岘至打拉池。苦水堡南面墩墩梁山头的两个古代烽火台，居于南北枢纽位置，向北可观望锁黄川永安堡、芦沟堡一线进犯的敌情，向南则可通知前方打拉池一线做好御敌准备。由此可知卧龙山在明朝也曾是重要的军事要冲和边防重镇。清顺治帝1644年入关后，随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域被纳入大清版图，靖虏卫所辖之地已由战事不断的边关防线变为安享太平的内地，卧龙山随即失去军事要冲的重要地位。从苦水堡内出土的秀才顶子及大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铜钱来看，这时的卧龙山一带已成为通往河西走廊商贸通道上的重要站点，卧龙山寺庙道观也成为鼎盛一时的宗教胜地。至同治初年，惨遭兵燹后，民居塌毁殆尽，人口大量减少。特别悲惨的是，民国九年的海原大地震，苦水堡死亡345人，既可见人烟的稠密，商贸的繁荣。也可叹灾难的惨重，生命的殒灭。
卧龙山升云寺初建于何时，已无从可考。原来有四、五座碑记，现已无迹可寻。但据老辈人回忆，其中半块残碑中有“唐大将军尉迟敬德监造”字样，古建筑群为东西二佛殿、祖师殿、山门、城隍殿、太上殿、三官殿、戏楼等三楼十八殿和山、陕、甘三省的会房。曾经出土铁钟、铁磬及降妖除邪铁牌等文物数件和镇山铁狮子一对。现存的一对石雕烛台，高约
民国末年，升云寺的住持老和尚俗姓苏，其禅房内墙上挂有两个
（出自《平川史话》）
关于宋“通会（怀）堡”遗址考
陈永红 刘晓乾
北宋立国，西北部随着李继迁的叛宋自立及宋夏矛盾的发展，战略地位日显重要。而且当时吐蕃、党项居住的泾原、环庆、秦凤、鹿阝延一带成为北宋的国防前线。这一防线东西长二千余里，漫长曲折虽无山峻海深之险，且又处处是险，宋廷只能在众多的控扼要冲之地构筑无数的城关堡寨，来作为抗击西夏的基地、据点。
《宋史地理志》卷87西安州条载：“西安州。元符二年，以南牟会新城建为西安州（今海原县西安州古城）。东至天都砦二十六里，西至通会堡五十五里，南至宁安砦一百里，北至啰没宁堡三十五里”。“通会堡，元符元年赐名，系熙河兰会路修筑，地名祭（李）厮坚谷口，不知何年拨属泾原路西安州。”
关于宋通会堡史书多载在靖远卫境内，但没有具体考证出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从宋史载的方位和里程推算应在今平川区黄峤乡境内，从地理位置看，黄峤乡杨崖湾村位于西安州西，距今海原县西安州古城五十多里，正好与五十五里相吻合。据笔者实地察看，在黄峤乡杨崖湾村有一古堡遗址，据当地流传说此堡筑于宋，古堡规模较大，边长约120多米，年代久远，从地形看正好处于山谷口。《宋会要辑稿诸堡》载：“通会堡，陕西熙河兰湟路通会堡，元符元年以李厮坚谷口置。”又有“元符元年壬申，……..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言，修筑扎实嘉裕勒毕。诏以通会堡为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宋李焘著。）这里的“通会”可理解为通“古会州”（即今平川区水泉镇月河古城遗址。）“古会州”是唐至北宋之会州，据《平川区志》史地辨考记载及有关数据考证，党项族人于雍熙二年（984年）“三月,破会州，焚毁城郭而去”，给“古会州”以毁灭性的破坏，直到元符二年始新筑会州。
张安泰撰《建设怀戎堡碑记》记载：“崇宁二年（1103年）壬午岁，承朝旨筑打绳川，熙河帅姚雄驻兵会州，后年乙酉（1105年）正月，割隶泾原，改第十五将。将官张普，统人马东筑通怀堡，接泾定（未考）、定戎（干盐池），开护道壕。当年八月，却隶熙河复第八将。”这里的“通怀”可理解为通“怀戎堡”之意。“（宋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距黄河，依见流，尽熙河路西边，以定封域。”（《西夏书事》作者吴广成 卷三十四。）“后（1127年）破宋都获二帝，……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金史》作者脱脱 列传第七十二外国上。）天会五年（1127年）三月，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国相元帅、皇子元帅：“……秦凤路通怀堡、打乘川、征原堡、古会州自北直抵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楚、夏之封。”（《大金吊伐录》卷四（金）佚名著）
从上述史书数据的记载来进一步分析，通会（怀）堡在怀戎堡的东面，这与今天的黄峤乡杨崖湾村位于打拉池东的地理位置是相吻合的。接定戎寨，又说明其位置处于怀戎堡与定戎寨之间，定戎寨即今天的海原县干盐池古城遗址，与史书载定戎寨位于西安州西北相吻合。从地图看干盐池在黄峤乡的东北，海原县西安乡西北，黄峤乡杨崖湾古堡遗址恰在这一地理位置上。只是前边提到的《宋史》、《宋会要辑稿》所说的“通会堡”修筑时间为元符元年（1098年），与《建设怀戎堡碑记》所写“通怀堡”修筑时间崇宁四年（1105年）不同。元符二年（1099年），宋廷调环庆、熙河、秦凤、泾原4路约5万余人，在西夏原军事寨堡基础上构筑寨堡。元符二年五月，新筑天都寨（今海原县海城镇耙子洼村），同年，在西与西安州相邻的会州之间，新筑定戎寨（今海原县干盐池古城遗址），原名咸隈川。定戎寨，元符二年赐名，地本咸隈川。《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九》修建城寨条载：“元符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枢密院言：近西人差使诣阙讣告兼附谢罪表状，朝廷虽未听许，缘诸路新旧城寨，形势利害不同，其烽台、坐团口铺及人马巡绰卓望所至去处，各未经点检措置。如泾原路进筑天都、南牟会、咸隈了当，即须巡绰至葫芦川东北及轻啰浪口以来；环庆路定边城须自香桓楼、罗觜至西安界横山寨，即自之字坪、青岗峡至清远军界折姜会、板井以来一带；熙河路修筑东冷牟、会州、打绳川一带城寨，即须至韦精川一带及沿黄河摆置东、西关堡以来及金城关以外皆是合要安置烽台堡铺及人马卓望巡绰所至之处。鄜延、河东路亦合依此相度修置，务占据得横山寨及河南一带紧切要害去处，于边防控扼守御经久利便。诏陕西、河东诸路帅臣，选委近上兵将官，从长相度修置，仍具所置烽台、堡铺及巡绰所至地名著望去处，及与极边新旧城寨相去地里远近，图贴以闻。”
根据《宋会要》所载时间看，当时朝廷内已经论证要在秦凤、泾原等路修筑堡寨之事，虽在元符年朝廷议定筑堡，却因经费、人马不到位而拖延至崇宁年间才筑，或当时筑堡历时几年之因，这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时间先后，但所在地理位置却毫无二致。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北宋图看，在北宋的西安州西与怀戎堡之间标有通会堡，这一地理位置与今天的西安州古城和打拉池古城位置相符合。由此看，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杨崖湾古堡应是通会堡遗址。此地历来是紧关要地，从宋至明一直设堡寨置兵戍守，史书多有记载。这一带乃宋与西夏的前沿战争之地，曾多筑堡寨构成宋对西夏的防御体系之一。
《读史方域纪要》87卷固原州条载：“西安千户所，州西北二百三十里。本夏人南牟会新城。宋元符元年，得其地，建西安州于此，仍属渭州。金皇统间，地入于夏。又通会堡，在西安所西五十五里。宋置。干盐池堡，在西安所西北，与靖远卫分界，为州境设险处。”这里所说“通会堡，在西安所西五十五里。宋置。”又是对通会堡所在位置的一个印证。《平川史话》所列：“通怀堡，崇宁四年（1105年）筑成。2007年10月在黄峤乡双铺村东发现古城遗址，疑即为通怀堡所在地。”虽然，“会”与“怀”一字之差，但更多史书记载均为“通会堡”而很少看到“通怀堡”，可能是由于“通会堡”与“通怀堡”是同一个地方古堡的不同叫法。因而说双铺村东古城遗址是通会堡亦符合历史事实，与《宋史地理志》西至五十五里的距离正好相符，也和其它史书所载“通会堡，位于西安州西五十五里”一致。
因此，结合以上推断及参阅相关资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通会堡”和“通怀堡”是宋夏争锋时，北宋熙河兰会路根据实际战略的需要，于不同时期所修筑的位于定戎堡（干盐池）至怀戎堡（打拉池）之间的重要军事堡寨。或者在大致相同的位置存在过两座堡寨，或者是同一堡寨在不同时间的不同名称，具体位置应该位于黄峤乡双铺附近。
一方胜境屈吴山
《重纂靖远卫志》记载，屈吴山：“在卫东七十里，古怀戎堡南，岩壑间多泉流。南接六盘山，西至大白草原，东分为大、小神木山。上有显圣庙，祈雨有应。相传屈吴二姓所居，故名。厥后，王忠勇公降生于马营水，盖此山之钟灵也。甲寅之变，忠勇公誓志灭吴，夜渡黄河，而吴逆授首。说者谓山名屈吴，殆预为（驱吴）之谶言”。这里所说的屈吴山，在靖远、海原、会宁、平川诸县区人民心目具有神圣的地位，是一座神秘的宝山。古代的屈吴山，原始森林茂密，乔木灌木丛生，山间泉涌，清凉甘洌，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近年出土的大量石刀、石铲、石斧以及三耳陶质俑，在发掘现场还可以看到原始人食用过的鹿骨及烧制陶器的痕迹，可见屈吴山历史的悠久。屈吴山北坡，生长着名叫降龙木的奇木，自然弯曲，木质坚韧，因而屈吴山又称“曲木山”。当地故老相传，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降龙木就是指这种木头，而杨家将鏖兵两狼山也在这里有丰富的传说。邑人陈俊烈在民国初年撰写的《王进宝将军榷记》中说：“屈吴钟灵，降生忠勇公，两狼山忠烈，忠魂再显，营房古屋，前年还在，驿人书吟，两游故垒，大宋对丑鲁之战遗留，故人何在？”等语。两狼山即指房家沟口“营房梁”和盐池高崖“营房梁”一段之间相对的山脉，因狼烟烽火而得名。
关于屈吴山，旧志多谓“六盘山回顾西北，迤逦而来”。屈吴山色，郁郁苍苍，春夏秋冬，各异其趣。但游人登山，以夏季为妙。赤日炎炎，遍地热浪，但一进南山峡谷，却顿感暑热全消。凉爽的山风扑面而来，弥漫着苍松翠柏，山花野卉的清香。路旁是淙淙的溪水，水底细腻滑润的鹅卵石象一只只灵动的小鱼，使人忍不住伸手要去触摸。在干旱的大西北，平地都少有水的踪影，在高山之上，怎么会有如此清澈的水流呢？况且越向上走，林愈密，树愈青，行行复行行，仿佛渐次展开一幅精美的山水长卷，正当气韵越发飘逸，笔法越发高妙，构图越发奇逸时，眼前会倏地现出一座高楼，破楼而出的一只龙首定会使你瞠目结舌，龙身上奇迹般地耸起一座高达两丈的名楼，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魁星楼。不说龙，单说托起楼身的四根通天巨柱，就是工匠们觅遍陇上，继而远走俄罗斯，仍寻访不得，最后在印度尼西亚找到的柳桉木。更奇的是楼的金顶上安装的浑天仪，分分秒秒处在运转当中，为人类的福祉在默默祈祷。按道教的说法，魁星楼就建在地球的太极点上，楼的脚下，正是一只巨大的神龟，载负着这座奇楼。屈吴山庙观始建于西汉，前人有“潮云布雾，万仙朝会”之说，因此以“潮云寺”为名。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道士吴云肇建灵云桥，即开始供奉白马都督、金龙大王。其后明宣德、万历，清道光年间多次重建，形成九楼十八殿的宏大格局。
深山藏名楼，古寺有灵泉，屈吴山真正是钟灵毓秀的洞天福地。山中的文昌阁、法王殿、白马殿、财神殿、三霄殿等，青砖碧瓦，雕梁画栋，依山形地势，错落有致地散居其间。法王殿供奉的是唐僧师徒，当为普天下庙宇的一大奇观。西天取经途中极具喜剧色彩的猪八戒，堂而皇之地高踞于莲花宝座上，接受世人的顶礼膜拜，未免有几分幽默色彩。而孙悟空作为法王菩萨，享誉民俗文化，尊称法王爷而不名。可以说，天下关于孙大圣的信仰以屈吴山周围为最，任何一位当地人都会说出一大堆关于法王爷的感应事迹，言之凿凿，游人只能姑妄听之。其实跟屈吴山最有法缘的是三藏法师玄奘，据当地民间文献资料记载：“大唐贞观乙巳（645年）玄奘高僧，师徒八人，经金牛山、途庙沟，神木山弟子，皈依大德，玄奘赐法号屈德吴尚。屈氏依恋大德法理，后年，涉途长安，再蒙师恩，归山建庙。”玄奘法师取经走的就是屈吴山下的这条丝绸古道，返回时更是卓锡屈吴山，讲经弘法，而且他的弟子正是屈吴山佛教的开山祖师。
铁马叮咚，香烟袅袅。在屈吴山的胜境中徜徉，恍若置身世外桃源。碧绿的林木映得游人的肤色也洋溢着一层生机，百鸟的啼鸣，使人感觉进入的不是寺院，更像是飞禽走兽的乐园。国家级保护的珍奇鸟类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在山林中，有时就落在殿堂间、人群中觅食，也许是受了宗教的熏陶，显得那样安逸、闲适、优雅、从容。植被保存得是如此完好，山林也就梦幻般的优美。蓦然间感到头脑也清醒了，四肢也有力了，心境也明朗了。在林间走一走，土地是那样的松软，仿佛整座山铺陈着厚厚的绿色地毯，纤尘不染，色泽宜人。走着走着，峰回路转，到了北山的湾环处，眼前会豁然一亮，啊！又是一座寺院，而且更加雄伟、更加壮丽，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万佛宝殿。
万佛宝殿矗立在水岘滩正中的台地上，台阶高，殿堂显得更高。设计者熔古今建筑风格于一体，造型为转五间攒尖式古建筑，又大胆运用现代楼宇的采光、构架之长，浑然天成，巧夺天工。殿高
离开万佛宝殿，沿山间公路向下，一路水送山迎，就到了奋威将军王进宝的家乡。将军祖坟，将军故宅，就散布在这里。将军是屈吴山寺院的捐建者，也是屈吴山孕育的一代英豪。地灵人杰，一点不假。
（出自《平川史话》）
神奇的神木山
大小神木山，属屈吴山支脉。古代，位于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对峙的边防线上，秦在神木山置障燧台，与设于种田乡北峰的烽火台遥相呼应，山下置柔狼山堠墩台,为最早的西北防御工事。宋夏交锋时，更是前沿要地。《重纂靖远卫志》记载：“神木山，在打喇赤东二十里，山多林木，涧多甘泉。古有哈家呗，引此水以灌盐池，今久废。”山称神木，是由于山间长出过天地造化的奇迹——大小神木。
据明成化年间国子监太学生冯禧的《潮云山保和宫复建碑记》记载，西汉武帝时，在屈吴山发现了生长千年的奇木，大小各一，无枝无叶，酷肖人形，作为祥异之事上奏朝廷后，武帝于元鼎己巳年（公元前112年）西巡祖厉，谒拜神木，并为诰封，此后即有神木宫的建设。《汉书·食货志下》说武帝此行是“天子始出巡郡国”，巡视所经是“行，西逾陇，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所以谒拜神木，并非子虚乌有。有趣的是长出大神木的山名“大神木山”，长出小神木的山名“小神木山”，都在屈吴山下今黄峤乡神木头村周围。大神木像至今仍安放在保和宫供信士敬奉，小神木则远走陕西，据传神木县即由此得名。保和宫还保存着铜质“保和宫印”一方，印面四寸有九，为唐代遗物。
关于神木，据前清举人刘钟琦、郭兆瑞《碑文·抄录·杂文》记载：“国朝筑怀戎堡，巡抚都台大夫马公文升，镇守太监刘公祥，总戎白公玉巡视西戎，继西汉武帝西巡祖厉途谒神木像，诸公巡戎亦然。谒视吴氏、常氏珍藏古神木像神谱，乃西汉元狩甲子，山有异人，出逢异虹光泽，逋客观奇，出大小神木，无枝无叶生形人首，七窍五观，威姿栩栩，鬼斧神工，天造神木，蕊枘聚形九百九十另九果也，逋客因异人授款，取神木造宇，珍奉焚香，传为九州奇闻。”
明代神木宫更名为保和宫，怀戎堡参将赵永和复建元毁西汉宫阙，殿前起一百零四阶神道，改神木泉名为龙泉，并建造龙王宫八字路、子孙宫、太上老君殿、观世音菩萨殿、戏楼等建筑，北二里为山门，山形若凤凰单展翅，有术士甚至认为，九州的脉气都是从这里发源的。
保和宫最奇的还有宫后石崖上的上马脚印，据说这是宫内供奉的神仙杨泗将军留下的。在坚硬的岩石上，巨大的脚印像踩在软泥上一样留下深深的痕迹，的确是一件充满神秘色彩的事。关于杨泗将军，据民间传说，王莽篡汉时，刘秀被追杀得走投无路，正在危急时刻，十二岁的杨泗舍身相助，穿戴刘秀的衣帽投江替死，刘秀登基后感念救命之恩，封杨泗为镇江王菩萨，民间则称杨泗将军。
保和宫在革命史上也有它光辉的一页。1936年秋，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西征时，同十五军团徐海东、程子华曾将司令部设在保和宫，部队也在山间得到很好的休整。
（出自《平川史话》）
有名士缘的龙凤山
龙凤山位于打拉池古镇以东，山形如五龙戏凤，而凤冠耸秀，龙体卷舒，形态生动，因此得名。明代中叶，由川陕商人捐资修建的关公关老爷殿最为雄宏，故而又俗称老爷山。每当夏秋之际，山间茅刺、山花、野梅郁郁葱葱，清风吹拂，山态为之一活，令人有龙翔凤翥之感。特别神奇的是东山梁上，有一座天然形成的石佛，身躯高大，仪态庄严，无限悲悯地凝望着脚下的芸芸众生。早在秦代，这里就设置燧台和驿站，人们“撮石为庙”，用来祭天祈福，堪称原始宗教信仰的珍贵遗存。
龙凤山历史上主祀真武大帝，大帝殿就地取材，全为石梁石柱，气势恢宏，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古人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怎样将巨大的石梁放置上去的呢？这里有个神奇的传说：据说工匠们将精雕细刻的石柱全部竖立起来后，却发现沉重的石梁根本无法托举，正在懊恼地冥思苦想之际，却发现一位须眉皆白、相貌清奇的老翁正悠然地看着他们。一个小学徒不经意地问他：“你老人家年长，经见的多，有没有什么办法？”老翁双手比划着说：“我这把年纪，都黄土壅脖子了，黄土壅脖子了……”
真是奇怪，话音犹在，人却无影无踪了。在场的工匠纷纷称奇，都以为是真武大帝显化，就从“黄土壅脖子”几个字上参悟，终于想出了用黄土托垫的办法，慢慢地黄土壅到了石柱顶端，石梁就沿黄土堆起的斜坡轻松地放到了石柱上，然后清除黄土，一座巍峨的石梁殿就耸立在云端了。唐代尉迟敬德征西，曾铸巨钟悬于庙前，钟声洪亮，称为十里唐钟，有龙凤钟声闻两省的说法。据说这口大钟，平放在地上，可容五人在里面团坐打牌。
龙凤山的道教文化底蕴极其丰厚，镌刻于明成化年间的《皇经》，逃过文革浩劫，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现存的古碑有雍正二年重修圣母宫碑、康熙九年修太上殿碑、乾隆年间重修玄帝殿碑。一九九七年重修玄帝殿时出土一尊明成化三年的木刻真武大帝像，造型生动，神态逼真，令人不觉生虔敬清虚之心。龙凤山最有名的景观是一桥两树，桥是建于嘉庆年间的仙路桥，砖石结构，历经三百年风雨仍横跨山涧之上。树是两棵直径
龙凤山钟灵毓秀，自古以来人文荟萃，有多少达官显宦、诗人过客曾留连驻足。但跟龙凤山最为有缘的当属彭泽和刘一明这一儒一道。
彭泽是明弘治、正德年间的兵部尚书，早年卒业太学之前，曾经靖虏卫去干盐池，不幸得了伤寒，生命垂危，只好去投奔正在打拉池设帐授徒的同窗好友冯景福。景福极其热忱地接待这位患难中的故人，为之四处奔波求医问药。这时彭泽的病情骤然加重，昏迷十多天，卧床不起达一月之久。猫头鹰不分白天黑夜地飞到他养病的地方凄厉地鸣叫，人们认为彭泽肯定活不长了，有的人劝他赶快把人送走免得死在家里。到了晚上，彭泽因久病虚损，发生幻听幻觉，有时甚至看到鬼影幢幢，听到鬼声啾啾，连他自己也感到大限将至。但景福却全然不顾，一心一意地想挽救好友的生命。这时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不敢施治，景福就长跪不起，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医生被他的真诚所感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再来问诊。卧室秽污触人，景福却毫不嫌弃，衣不解带，寝食俱废，精心护理达半年之久。真是精诚所至，感天动地，彭泽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其后，为了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养病，景福将彭泽送到龙凤山下的厢房里休养调理，衣食住行安排得无微不至，直到彭泽完全康复。当彭泽流着泪水感谢他时，他恳切地说：“何以谢为？吾为斯道重，又为朝廷重，吾因以重
刘一明（1733—1821年），号悟元子，祖籍山西省曲沃县，是道教全真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有清一代陕甘宁青道教代表人物。十七岁时，读《祖师传》后，“不求仕途”，“遂有物外之思焉”，辍学云游，习医弘道。十九岁后，从山西前来甘肃，寻父学医。途经陕西泾阳时，遇一道士赠给药方，并劝其行“金丹大道”，遂“立意方外”。次年，隐姓埋名，云游四方。经甘肃会宁、靖远，到达区境。据地方文献记载：刘一明在龙凤山拜乾德道士为师，结庐清修三年，常往来于两狼山、碧云寺之间。屈吴山、蒯团山、大小神木山、红山寺等地都留下了他“一衲一瓢，一铲挑犬皮一张为坐具，寻访仙道，行医济世”的不凡印痕。相传有一次他正在黄家洼山行走间，被狼群包围，危难中，突然天象变异，山谷轰鸣，狼群惊骇四散，逃过一难。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后，刘一明立志结庐榆中兴隆山后，还多次到龙凤山一带寻朋访友。他的《西游记解》也是从龙凤山、屈吴山开始著述的。刘一明修行的二处小石窟至今犹存，一处向东，朝迎旭日；一处向西，暮送晚霞。有趣的是同兴隆山一样也称“自在窝”。“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生来做一家”的理论至今在龙凤山一带道教徒口中广泛流传。
今天的龙凤山已建成三道山门，均为造型别致，厚重古朴的仿古牌楼。门额“龙凤山”三字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打拉池会师后，龙凤山道长孔长德慷慨解囊，捐助粮食近万斤，并由名为代克林的首长出据收条，为龙凤山留下支持革命的佳话。
（出自《平川史话》）
明长城遗址与墩台烽燧
平川区境位居冲要，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时代，即有建造长城的记载。《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延袤万余里。”鸇州城即为蒙恬所筑临河四十四县城之一。龙凤山、神木山的的障燧台，传说亦为蒙恬所筑。其后各代，都曾不同程度地增筑或修缮。到了明朝，长城的修筑达到极盛时期，无论在工程规模、修建水平，还是在戍守设备、时间跨度上，都大大超过以前各个朝代。明洪武五年，征西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由瓜州返回肃州，相度地形，在肃州西70里嘉峪关东南麓设关筑城，为明代在甘肃筑长城之始。建文三年（1401年），设立山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以后又增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加上固原和山西的榆关，合称“九边”，布有重兵，分地防御。成化十年，初设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制，驻节固原，是年延绥巡抚余子俊征调民夫，筑成边墙，东起清水营，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长1770里。“鞑靼之来也，始犯延庆，然部落少，不敢深入，有阿罗出者，率属入河套居之，遂逼近西边”。见于《明史鞑靼传》。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鞑靼占据今景泰及其西部一带的大小松山。“虏恃地利，东寇延绥宁夏，南犯固靖兰州，西侵武威张掖，往往饮马黄河”（明荆州俊《三眼井堡记》，见《重修皋兰县志》）。“为庄、凉、兰、靖诸边之患”（清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皇明九边考》记载：“靖远去敌最近，北面滨河，遇冬冻合，一望平地千里。寇若从贺兰山后，踏冰驰踔，势如风雨，未易御也。沿河置戍，固不可缓，而徐斌水以西，旧边一带，冬防可倚也。要之，折冲无术，而从事于补苴，计斯末矣。”黄河流经平川境内32公里，柔狼山一线自古即为边防要冲，更是宋夏争雄的前沿阵地。明弘治以来，蒙古火筛、小王子诸部长期盘踞套内，多次踏冰突破黄河天险，然后越过从水泉尖山到黄家洼山的防线，南掠固原、平凉一带，致使明王朝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正式成立固原镇，设总兵官，并开始兴筑长城。据《九边图考》载：“弘治十五年（1502年）秦纮总制三边，筑内边一条，自绕阳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皇明九边考》卷十记载“总制秦纮筑内边一条，自绕阳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余里，系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亦各修筑……屹然为关中重险。”《乾隆盐茶厅志》于“古迹”一章记载：“长城在西安州北七十里，建筑莫考，今已毁，基址略存。”其注曰：“为明代边墙，自弘治十五年，尚书总制秦纮始筑，至嘉靖十六年（1537年），经历任三边总制相继修筑而成。东起自陕西定边营绕阳堡，西经甘肃环县的甜水堡关，进入固原卫的下马房关、徐斌水堡和靖虏卫的干盐池、打拉池，经青砂岘达花儿岔，全长六百三十六里。”绕阳指延绥镇绕阳水堡(今陕西定边姬原乡辽阳村)，为延、固二镇分界处。徐斌水指徐斌水堡（今宁夏同心县东北徐冰水村），靖虏卫花儿岔（即今水泉镇水泉村西北沙河）。这条近乎东西向的长城从海原干盐池进入区境，经黄家洼、卧龙山、石碑子等处，沿水泉尖山北麓到达花儿岔，当时被称为“内边”。
为了加强对套虏的防御，这条“内边”有明以来曾多次维修加固。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杨一清被任命为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总制，督修北地边墙。《明史·杨一清列传》载有杨一清所奏修边的建议：“总制尚书秦纮仅修四、五小堡及靖虏至环庆治堑七百里，谓可无患。不一二年，寇复深入，是纮所修不足捍敌。”杨一清防边之策主要为：“修竣墙堑，以固边防，强设工所，以壮边兵”，建议得到朝廷批准，并发帑金数十万修葺长城。《北虏事迹》载：嘉靖九年（1530年）王琼任三边总制时，“自环县萌城西响石沟至靖虏卫地名花儿岔，长六百三十六里，系陕西固原镇该管边界。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修理墙堑低浅，日久坍坏填塞，套虏节年过花马池，分道深入不能阻隔。是年八月王琼令镇守固原署都督佥事刘文，统领官兵八千四百余员名，巡行响石沟等处，防御套贼。挑挖响石沟至下马房旧堑长三十里，俱深二丈阔三丈五尺，南面堑上筑墙，连沟共高三丈；又修理下马房西接平虏、镇戎，经古城、海剌都、西安州，五堡坍塌边墙一百二十五里，随山就崖，铲削陡峻，至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8年)冬，靖虏卫贡生高冠在京上书兵部尚书霍思齐《议设沿河堡屯要隘以省虚縻以消鲁患疏略》中写道：“今鲁酋宾兔每年冬乘冰结，剽掠白草原、郭城驿等处”。“宜于分水岭前后所在相度要隘，修筑堡屯。”“矧乱古堆、裴家川一带，土地肥饶，旧有垦田，以沃灌之地募愿耕之夫，以防冬之财为经营之费，则国不废而边陲充”。朝廷采纳高冠的建议，隆庆五年(1571年)，由总督王之诰、戴才相继主持新筑裴家川长城。这条长城沿黄河东岸南北走向，从宁夏中卫县西南的喜鹊沟起，至水泉镇黄湾村迭烈逊堡长约二百多公里。裴家川在今靖远县双龙乡永安堡一带，《皇明九边考》记载：“裴家川在卫西南，接靖远卫北境。《五边考》：其地有腴田万顷，军民岁以寇患，不得田作。隆庆五年（1571年），督臣王之诰请于宁夏扯木峡旧堡河口，至五佛寺塔儿湾、白草川墩，增筑边墙、墩台、大小堡寨，驻将领于此，以遏寇出入要路，并筑东西大小隘口，自是裴家川为内地。更置军营，曰永安营，军民赖之。扯木峡，即宁夏镇赤木峡也。”隆庆五年三月，明朝政府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之后，明朝中央政权同蒙古族各部封建主割据势力的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加强长城防线的建设依然十分重要。为加强长城防御线的防务，明孝宗弘治年间，调原两广总督谭纶和福建总兵戚继光先后到达北方筹边。戚继光到任后，其长城防御体系的主要措施为在长城骑墙建筑大量的空心敌楼，加强防御体系的稳定性，水泉镇野马村的空心楼即为当时所建空心楼遗址之一。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边总督李汶集七路之师，分道出兵，进剿盘据于大、小松山（今甘肃景泰县寿鹿山、昌林山）一带的鞑靼阿赤兔等部。役平，遂筑松山“新边”，首起五佛寺南黄河西岸的索桥，与固原镇裴家川长城首尾相望。从徐斌水至花儿岔六百里的旧边军事地位衰落，固原镇防守重心北移至黄河南岸裴家川长城一线，沿线增建几十座城堡墩台，并开口互市，成为贺兰山以西“西套”蒙古诸部同长城以内贸易的重要孔道之一。这条“新边”东与黄河东岸的固原镇裴家川长城隔河相望，西同甘肃镇古浪所、庄浪卫（今甘肃水登）旧边相衔，构筑于松山北麓与卤碛沙滩之间，全长400余里，墙内新筑土门、大靖、裴家营、红水河、三眼井、芦塘营诸城堡，由甘肃、固原二镇分防，使明王朝该段防线自黄河沿岸向北推进300余里，为明后期修筑长城的最大工程，从而使裴家川长城和“内边”的防御重负大为减轻。
境内的明长城至迟在清初还进行过修葺。《重纂靖远卫志》卷三营堡边隘篇记载：“永安堡边墩所在地方边墙丈尺及损坏、末损坏，已修、未修数目，有墩二十五座，空心楼三座，边墙一百二十里。”“康熙三十三（1694年）年奉总督佛伦题请，丈量不应修边墙一万一千三百一十六丈，应修一万二百八十四丈。”“康熙四十一（1702年）年黄河泛涨，冲坏边墙三百一十八丈，现在按年修筑。”
明长城史称边墙，可叹的是在历经六百年的风吹雨打，天灾人祸后，仍“旧址犹存”。据考证，区境目前尚存的明长城遗址有黄家洼（青砂岘）、卧龙山、石碑子、碑南泉、边墙儿、边墙口及水泉堡等数处。从现存遗址看，有砖墙、有石墙、有土墙。有设垛口处，即平坦易攻的交通要隘，边墙设置较为坚固，且设置垛口。有不设垛口处，如在陡险峻峭之地，铲削悬崖以作长城，所谓“斩偏坡边”。可见主持修筑长城的边将尚能因地制宜，不欲劳民伤财，从而免蹈秦朝因筑长城引起民怨沸腾，最终导致灭亡的悲剧，这也是称长城为边墙的原因所在。
青砂砚长城遗址位于黄峤乡王进宝将军墓北的黄家洼山一带，从西和村向北经红旗山煤矿东边的山路向北，沿盘山便道行约二十里许，便到著名的入寇要路青砂岘岘口。青砂岘长城的作用在当时举足轻重，《重纂靖远卫志》记载的五路“入寇要路”中就有四路经过青砂岘，为重点设防的要隘。长城遗址如巨龙穿行于黄家洼山巅北侧，气势磅礴，蜿蜒起伏，整个轮廓依然清晰可见。本段长城应属固原镇徐斌水至靖虏花儿岔六百余里内边长城中最重要的防御工事，也是三边总制王琼在青砂岘“铲崖挑沟长四十里”的杰作，它巧妙地利用山脊，将面向敌方的山坡挖掘壕堑后，于向内一侧用黄土培筑土垣而成。据史料记载：“俱深二丈阔三丈五尺，南面堑上筑墙，连沟共高三丈。”现存遗址壕堑沟宽约
青砂岘长城在黄家洼北侧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气势磅礴，有如长龙，起伏在重重大山之中，向西约
碑南泉长城位于宝积乡罗家川后山，现存遗址在山谷东侧，系就地取材，用青石板砌成外墙，内筑黄土而成，残存长约30余米，谷底最高处达
水泉镇卞家台东北“边墙儿”附近的长城，从构造特点来看应属长城无疑。据考察，这条长城从花儿岔起，向东北经砂流水、卞家台，经边墙儿对面墩墩洼，沿大峁槐山到大青山脚下的九寨沟，再向北过石门与景泰龙湾长城“新边”相连。这条长城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可能是明迭烈逊堡、水泉堡、永安堡、哈思吉堡所管辖的堡寨长城。其中卞家台明代烽燧则以独特的构筑体系称雄一时。边堡同长城的间距一般不超过
石碑子长城位于王家山镇，从宝积乡响泉村入口沿刘白高速公路向东北约
边墙口长城位于水泉镇下村学校东侧。亦系“随山就崖，铲削陡峻”而成，其遗迹通向十里墩墩台。水泉堡长城位于古金锁关，即墩墩梁北侧，与他处不同的是，此处山体为石质，长城为凿岩而成，蔚为壮观。此两段长城，即花儿岔（泉）长城，发现于二00九年。
明长城“因边为墩，因墩置院，因地筑寨”，使城墙、关隘、烟墩、戍堡共同组成纵深防御体系。长城最基本的防御单位是敌台和墙台。据记载每座墙台一般配置14人把守。还在长城沿线具有重要战备位置的地方修筑堡寨，与长城共同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境内的迭烈逊堡、水泉堡、陡城堡、打拉池堡均为堡城。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打拉池共驻军1500名，马275匹”。迭烈逊堡“所管墩台十二座，边墙七十里”；水泉堡“所管墩台八座”；陡城堡“所管墩台四座，有边墙十里”；打剌赤堡“所管墩台十七座”。境内长城沿线及各堡寨的墩台星罗棋布，遇敌来犯，各堡在烽火台燃放烟火，构成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络以报警御敌。烟墩也称烽燧、烽堠、墩台、亭、烽火台等，是一种白天燃烟，夜间以明火传递军情的建筑物。烟墩台的设置有四种：一是紧靠长城两侧，称沿边墩台；二是向长城以外延伸的，称腹外接火墩；三是向内地州府城伸展联系的，称腹里接火墩台；四是沿交通线排列的，称加道墩台。大约每隔
（出自《平川史话》）
兴农功臣话房贵
民以食为天，对军队来说，缺粮则意味着变生俄顷，自毁长城。在战乱频仍，民生凋弊的明代正统年间，靖虏卫守备房贵正是对这一客观规律感同身受，并且为实仓廪，固国防竭尽赤诚的一代名臣。他在西北地区首倡制造推行的水车，更为农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开创作用，他建立的历史功勋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屈吴山麓在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到了明代，蒙古阿鲁台部屡屡进扰甘宁，迫使朝廷于正统二年（1437年）设靖虏卫以为屏障，时任佥都司事的房贵即率领部下参与了卫城的兴建。其后奉命监督靖虏卫粮饷，但上任伊始，马上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必须正视的首先是治下百姓的农业意识淡薄，因为当地民众自古以来崇尚武功，号称刀马铠胄之乡，躬耕田野，被认为非大丈夫所为。其次，是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直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但房贵在周览四境，遍历川原后，找到了破解困局的思路。原来，不仅黄河在卫城外流过，河北三角城一带，土地平旷，可堪开垦。而且据故老相传，这里是西汉玄帝神爵年间老将赵充国屯田的地方。房贵不由得感叹说：“这里本来是肥沃的土壤，向来被盘据大小松山地区的鞑靼窃据，只当做放牧砍柴的地方。现在，仰仗圣上的威德，终于物归原主，这真是上天可怜我穷苦的老百姓而永远留下来的好地方啊。遗憾的是被轻易地扔掉了，眼看着一大片膏腴之地，白白地长满了荒草灌木，真是太可惜了”。于是，他将开垦沿岸土地的想法向上司禀报，随即被转发各部院审议，都认为切实可行。从此，房贵便开始了充满艰辛的兴农之路。为了得到最真实的情况，他摒弃乘骑，亲自徒步考察。他边走边打量眼前的山川地势，一边同身边的僚属商议探讨，决定哪里可以开渠，哪里可以筑坝，哪里还需要削高补低，哪里可以安营扎寨，以资战守，一一明确指示。困了累了就倚在士丘处稍作歇息，然后爬起来再走。风吹日晒，已使他苍老得象一位地道的农夫。有了详尽完备的规划，关键是落到实处。这时，房贵发现，部分地方可以由上流开渠引水，实行自流灌溉。绝大多数地方，虽然河水近在咫尺，但就是没有办法可以利用。因此，房贵想到了家乡安徽庐州的水车。于是，造福西北农业的一项重大工程被付诸实施。水车，又名挑车或天车，即《农政全书》著述的筒车或流水筒轮。水车形状，酷似巨型车轮，轮幅半径，小的
人都说，黄河是母亲河，这个比喻用在水利上，更是千真万确。黄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五谷丰登，人欢马叫。很快，从三角城延伸到寺儿湾以上，形成从乌金峡到红山峡的水田长廊。对实在无法浇灌的旱塬地带，房贵也号令部下加以治理，改种耐旱作物。不到几年功夫，即新开水田265顷，旱田2413顷，每年可产粮4103石，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从此靖虏卫全体将士着着实实吃饱了肚子，开始抖起精神严加操练，敌人闻讯，气焰立时收敛了许多。可怕的是邻近地区接连几年久旱无雨，安定、会宁等地哀鸿遍野，饿殍满道，幸亏房贵以足食强兵稳固了大明边疆。房贵对靖远的功德，被人称为自唐设会州以来所仅见。人们为了表达对房贵的感激之情，给他建立了生祠，祝愿他健康长寿，并希望朝廷对他有更优厚的赏赐。当地军民的深情厚谊也使房贵坚定了终老靖虏卫的信心。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他上奏朝廷，请求休养，于是举家迁入靖虏卫，从此入籍靖远。
（出自“和谐甘肃”丛书《千秋仪范》 作者李翔凌）
忠勇盖世的王进宝
“敕赐奋威将军左都督陕西平凉提督事三等精奇尼哈番加十一级加赠太子太保谥忠勇”这一长串功名，是御制“赠王进宝诰敕”的启首文字，也是封建社会臣子的最大荣耀。如果说“太子太保”，是他位至三公的显赫地位，而“忠勇”二字则是朝廷对他的最高评价。
先说忠，因为“非忠无以正节”。王进宝（1626——1685）字显吾，靖虏卫打拉池（今白银市平川区）人，明天启六年（1626年）生于屈吴山下名叫马饮水的村庄。父亲早逝，又不见容于族人，从小便过着食不裹腹的日子，但是气力超群，状貌奇伟，一望而知为非常之人。顺治四年（1647年），进宝投军于张勇标下，自此，效命疆场，以军旅为安身立命之所，并为康熙皇帝所赏识，忠诚不二，所向披靡，屡建奇勋，而且在满汉猜忌甚深的清朝，其际遇之隆，信任之专，亦称千秋传奇。
康熙十三年（1673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的号令反叛朝廷，王屏藩、吴之茂兵出汉中，陇右震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吴三桂必胜，因而首鼠两端，举棋不定，开始预留退路。王辅臣也派遣使者，带着亲笔书信，威逼利诱时任总兵的王进宝归顺自己，改投吴三桂旗下。进宝勃然大怒，喝令将使者推出斩首，有人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劝谏，王进宝慨然说：“杀掉使者，表明我王进宝与吴逆不共戴天的决心”。进宝斩使缴札的壮举使当时处于作战困局的康熙皇帝深感满意，降旨升任进宝为都督同知。王进宝的忠，还表现在他“上阵父子兵”的决绝态度上。尽管兵凶战危，他还是将长子用予、次子用宾带在身边，共同为朝廷出力。当康熙降诏授予用予副将之衔时，他主动提出“臣父子均在军中，例应回避”的建议。面对王进宝如此地忠诚于自己，康熙下诏安慰：“保守封疆，著有劳绩，王用予仍留与伊父同守秦中要地”。这是两个争气的儿子。史籍记载用予：“从父征蜀，屡立大功”，记载用宾：“凡越险浮河，搴旗斩将，皆身先士卒，以功授御前侍卫”。一家子都为国家的统一甘冒锋镝，康熙皇帝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特别难得的是王进宝具有宠辱不惊，任劳任怨的大丈夫襟怀。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王进宝兵分三路急袭保宁（今四川阆中县），面对20万敌兵的反击，奋勇破敌，一直追杀到锦屏山，力战不歇，接连攻开敌人多处堡垒，抢夺浮桥直杀至保宁城下，王屏藩自缢身亡，吴之茂以下将军17人被活捉，保宁得到平定。他又立即分兵攻克昭化、剑州、苍溪、蓬州、广安、合州、西充、岳池等地，收复川东、川北各城，康熙特诏进宝驻守四川，战果不可谓不辉煌。难能可贵的是进宝反复训诫部下不要妄行杀戮，惊扰乡里，时论赞叹他为“仁义将军”。由于连年的征战，进宝伤病发作，他上奏要求休息，诏命同意回固原就医。但不久，吴三桂部将胡国柱、夏国相等由贵州进入四川，谭宏、彭时亨等降将又背叛朝廷接应他们，永宁、建昌又陷入敌手。这时赵良栋上奏弹劾王进宝，称他按兵不救，王进宝以生病辩解，但诏命已下，命令他赴往保守增援，进宝只得愉快地带领固原兵进驻保宁。接着进宝又奉诏命，抱病带兵征战永宁，也取得空前胜利。二十一年，四川、云南、贵州的敌人被逐次消灭。康熙顾念王进宝的征战之劳，传他进京见驾，并且行郊迎大礼。接着康熙在乾清宫亲自设宴，陪坐的只有亲王与大学士两人，一时王公将相羡颂不绝。本来他的座位就在康熙跟前，康熙还是觉得太远了，让他坐近一些，往前坐了一点，康熙仍不满意，只得再向前移，直到挨近御座前康熙才感到满意，并且亲赐了三杯酒，动情地说：“将军请喝干这杯酒，现在天下升平，都是你的功劳，朕愿用这杯酒来慰劳你”。进宝忙跪下谢恩干杯，又跪请回敬康熙三杯，康熙高兴地一饮而尽。王进宝出发的时候，康熙和他并排骑着马交谈了二十余里，并把镇守陕西地方的责任交给了他。进宝急忙下马流着泪说：“我本是山野间的粗人，现在也老了，这一次离开陛下，不知道还有没有再拜见的机会？”康熙安慰他不必多虑，恩准将他列入内臣班次，还赏赐他内大臣朝衣一件。
再说勇，因为“非勇无以图功”。纵观王进宝的一生，从不知胆怯为何物。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将罗大顺的部队在十万溪据险扼守，面对悬崖千仞，王进宝率兵攀援直上，猛捣敌穴，敌人吓得四散奔逃。康熙四年（1665年），青海额鲁特蒙古部首领怀阿尔赖率三千弓驽手举兵出击，占据焉支山，屯兵峡口，双方军垒相对，无可缓和。进宝乘双方谈判之际，看到敌人意志松懈，出其不意突然燃放大炮轰击，敌人马匹受惊，带动阵脚，进宝趁机挥师掩杀，收复了大草滩。康熙十四年（1675年）进宝率部到达黄河，大胆用羊皮筏子冒险暗渡，孤军深入，到达新城，马不停蹄地赶到皋兰，在龙尾山扎营，大破敌兵。然后，容不得敌人稍有喘息，连下金县（榆中）、安定、临洮三城。四月，进攻兰州，面对固若金汤的防备，进宝神勇无畏，在东门外，从早晨七点一直拚杀到十二点，死战不退，从气势上压倒了敌人。敌人败退后坚守不出，进宝截断敌人的粮道，使兰州成为一座孤城，然后不间断地发起围攻，敌人不得已从水路潜逃，王进宝沿河截击，刀锋所指，摧枯拉朽，兰州总兵赵士升只好率众乞降。
王进宝的忠勇使他跻身古名将之列，不仅雍正十年（1732年）诏命入祀贤良祠，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诏命世袭罔替。而且民间还将他配祀
（出自“和谐甘肃”丛书《千秋仪范》 作者 李翔凌）
王进宝将军家眷及其子孙
戚子明
据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中旬发掘出的两块墓志铭记载：
王进宝将军有五位夫人：孙氏、繆氏、刘氏、何氏、坚氏。孙氏为原配夫人。
王进宝将军有五个儿子：王用予、王用宾、王用佐、王用卿、王用相。
长子王用予是原配夫人孙氏所生，王用宾和王用佐是
将军的原配夫人孙氏，生于崇祯戊辰年
将军的长子王用予，字公安。从小随父入伍，在征讨叛军王辅臣时，作战勇敢，每战先登，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先被皇清授予副将，后因征宝鸡，克复凤县、两当二县，定汉中，以其所建功绩，升任四川松潘总兵，后因王将军回固原养病，随父到了固原，并先后分别担任固原总兵和甘肃总兵，同时侍养将军。王进宝病故固原后，王用予扶柩回籍。后病死故里，葬于靖远城西虎豹坪上。
王用予的夫人李氏，是原任波罗营副将斗庵李公之女，用予死后被皇清封为一品夫人。
王将军的次子王用宾，也是从小随父征战，王将军在川陕一带讨伐叛军王辅臣时，王用宾正值少年气盛，每战必奋勇冲击，锐不可挡，特别是保宁之役（今四川嘉陵江流域的南部县），用宾率偏师，断敌粮道，平定潼川、渝城诸州县，以功授御前侍卫。后因侍养母告归故里，死于家乡，终年四十三岁。
王用宾娶妻张氏。张氏为原任广西柳州参将海龙张公之女。
王将军的五个儿子里，为朝廷征战建功封禄者只王用予和王用宾二人。余三子（用佐为国子监监生、用卿为富平县训导、用相为吏部候铨县丞）在将军病故时，尚且年轻，还没娶妻，故不载叙。
王进宝将军还有两个女儿（名均不详）长女嫁给陕西提督陈东海的公子陈世琳，次女嫁给贵州督察院兼兵部尚书慕鹤鸣的公子。长女为
王将军去世时，康熙皇帝念其战功卓著，恩准从王进宝为官，世袭十一代，王将军为第一代，王用予和王用宾为第二代，下面所述则为王将军的孙子辈，即大三代。
将军的孙子，载入墓志铭的有六位。即：
王用予的长子王珏，次子王玵、三子王玠。
王用佐的长子王琰。
王用卿的长子王璞，次子王珍。
六个孙子里，承皇封官爵者只有王珏一人。王珏在康熙壬申年拔贡（拔贡：清朝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选入京，作为拔贡。）后袭子爵。后来自备鞍马，从征西藏，建战功授御前侍卫，后又做过山东即墨营参将，胶州副将，登州镇总兵之职。
王玵年轻时从军，皇清将其从军队中调到京城，授予宁夏镇标千总，后因西征有功，升任延绥镇标守备，又分别担任固原提标后营游击，贵州提标后营守备，大定协标都司等职。
王玠初为监生，因是功臣后裔，被皇清调京授畅春园守备，后又荣升为江南宁国营参将，署寿春协副将等职。
王将军的重孙辈，即第四代，根据这次发掘出的墓志铭记载的有三个，即：
王珏长子宏荫、次子宏基。
王玠儿子宏锦。
但由刘可宗据《王氏家谱续志成传》中记载，将军第四代世袭皇清准续官位者，名叫王世廉，记为王珏长子。由此可见，墓志铭中记载的王珏长子名与家谱中记载有出入，暂无从考证。
据刘可宗续志（摘自《靖远县新志》民国《老旧传》第十七册）记载，王珏的儿子王世廉袭了官爵，后归督标学习，雍正三年，自备鞍马从征青海立功，没等皇清授封，从战场上回来后就病故了。
墓志铭上没有记载将军第五代后人的情况，从第五代开始的几代王氏子孙，凡是皇清准封官位者，由《靖远县新志》据刘可宗整理的续志记载有如下几代人的名字，现简述如下：
王永——王世廉的儿子，乾隆七年袭了爵位，授职为御前侍卫。乾隆十八年补直隶密云都司，后调补镇边营都司，升为西柳州游击、平东营副将。
将军第六代袭爵位者，名叫王承勋，是王永的长子，诏准世袭爵位，替补四川永宁协副将，从征西川。“教匪漏报逃兵，革职削爵”。但他自备鞍马，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军前 效力，终于屡次立功，授黄埔游击，后又恢复爵位，并被皇清封为一等子爵，升为绥宁参将，淮州协副将等职。将军第七代袭爵位者，叫王觐垣，是王承勋的长子，袭爵位后授御前侍卫，后补陕西神木协副将，曾被皇清派往新疆塔尔巴哈台换防五年，期满回兰州后病故。
将军第八代叫王镛，是王觐垣的儿子。袭爵位后授乾清门侍卫。曾任湖南州协副将，后分别任云南昭通、山东曹州、河南南阳各镇总兵。王镛除武功家传之长技外，博学工诗书画，著有“退食闲吟”诗，是王氏将门中文武双全之士。
将军第九代载入史册有三人，即：
王镛之子王德溥，德溥之弟王恩溥和王惠溥，其简载如下：
王德溥袭爵后，归督标学习，后出任陕西定边及芦塘营游击，同治三年八月，关外回民兵变，王德溥督兵征剿，连战七昼夜，皆获全胜。钦差大臣文麟上奏其功，皇清赐花翎顶戴任总兵衔。同治四年，新疆伊吾白善兵变，于
王恩溥袭爵后，奉令率建威军驻屯靖远北的五佛寺。同治四年正月，陕西杨文治、马士彦等领兵五六千人，图渡黄河西上，王恩溥御之黄沙坡。王恩溥只有兵士七百，力不能支，被围困，无力可突，有人劝他越山寻条生路，恩溥泣曰：要走，当与众将士同走，只身逃亡，以何面目见乡里父老，遂奋战死于疆场。杨文志、马士彦等自此西上，围了芦塘，分别进入红水、靖远一带。
王德溥任职哈密时，其弟惠溥也在身旁。白善兵变时，德溥为了不让军机图像落入敌手，令惠溥带着先走，才免于兵灾。光绪初，为袭爵赴京，病死在京城。惠溥无子，以兄德溥之子王同复为继袭爵，也就是将军之第十代传人。
王同复继爵后归督标学习，学业未满，即病故。
康熙皇帝准进宝十一代继承官爵，实际只继十代后清政府灭亡，王氏一门继爵之封也就告终。
